柯友如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并要求解决“热衷于起洋地名、乱改老地名”的问题。我们应做好“乡愁”这篇地名文化建设文章，深入开展对“大、洋、古、怪、重”地名乱象的整治，刻不容缓地传承、保护和弘扬优秀地名文化。地名文化内涵丰富，源远流长，既是重要历史遗产，也是多年中华文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全市正在开展的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旨在查清地名基本情况，掌握地名基础数据，提高地名标准化水平，加强地名信息化服务建设，为社会提供全面准确的地名信息，以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巩固国防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
地名最能体现一个城市人文底蕴的地理信息,特别是一些老地名,有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有时过境迁的烟雨沧桑,是城市变迁的镌刻。如果说地理是横的历史，历史是纵的地理，那么，地名便是这纵横网络上繁星一般的自然实体标记，是文化长河中的印记。
鄂州为什么在历史上先后被称为“鄂”“武昌”“寿昌”“鄂城”“鄂州”呢？一般人只知道鄂州是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省辖市，并以原鄂城县、鄂城市的“鄂”字与原黄州区的“州”字组合而得名，却不知道鄂州的“鄂”字有怎样的由来。
鄂州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曾有专家推断，远古时期的鄂州为一片沼泽之地，这里鳄鱼成群，鳄鱼发出的吼叫声———“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人们便以“鄂”代之为地名，但也有专家对此持不同见解。
《史记·楚世家》记载，公元前10世纪末至公元前9世纪，周孝王至周厉王这段历史时期写道：“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楚国熊渠征伐之“鄂”，是“江上”之鄂。熊红可能随父征鄂。
熊渠为何要到鄂骚扰一趟？其目的可能与掠夺青铜有关，因在鄂地的南部有大冶铜绿山（扬越掌控），此地有巨型铜矿，自然有大量的青铜半成品或成品。
公元前606年左右，楚国成立鄂邑（今鄂州一带）。
楚灵王时期，鄂君子皙在梁子湖泛舟，刘向《说苑·卷十一·善说》载有《越人歌》。
鄂君启节于1957年4月在安徽省寿县城南邱家花园出土，青铜铸造。鄂君启节共出土5件，舟节2件，车节3件，合在一起则呈圆筒状，节面文字错金，各有9行，舟节163字，车节154字。
据铭文记载，其铸造时间是楚怀王六年，为怀王颁发给封地在今湖北鄂城的鄂君启于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郭沫若在他的文章中说：“鄂是现今的武昌，为什么‘鄂君节’却出土于寿县？这也是很容易理解。寿县在考烈王末年成为楚国的首都，现今所出土的‘鄂君节’是存在王府两套的残余……因此，我的揣测是：将来也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同文的铜节从武昌或别的地方出土。”
鄂王城遗址现位于黄石大冶金牛镇鄂王城村胡彦贵湾，根据已出土的文物判断，“鄂王城”还没有达到“王城”或“君邑”的规格，可能是隶属于鄂邑的军事要塞。
这个时期是鄂州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分天下为36郡，置鄂县，属南郡。楚国消亡、秦兴汉盛，这是历史的沧桑。
汉武帝元狩二年分衡山郡西部及南郡东部，设置江夏郡。鄂县给予保留，但隶属于江夏郡。
公元221年，东吴孙权把统治中心迁到鄂县，取“以武而昌”之义，改鄂县为武昌。8月，曹丕封孙权为吴王，修筑吴王城，从此，“武昌”之名流传至今（其中鄂州用此名1690年，武汉用此名至今105年）。
东汉末年，鄂县人口不多，市野萧条。孙权建都后，从建业迁千家富户与工匠来武昌，居民增加至几万人。设置武昌郡，武昌郡的辖境，东至九江市，西至蒲圻，南界江西修水，北临大江。武昌不仅是郡治、县治所在地，更重要的是吴国国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外交活跃。
公元229年，孙权建都武昌第9个年头，这年阴历四月，他在武昌称帝，号吴大帝，改年号为黄龙元年，于西山建避暑宫、读书堂，颁屯田令，鼓励垦荒。武昌为全国4大铸铜镜中心之一，有“铜镜之乡”之美誉。
公元265年9月，吴末帝孙皓自建业复迁都武昌，江南世族不愿离开本土，编唱“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民谣，使樊口鳊鱼始名武昌鱼。在东吴立国60年间，孙权、孙皓建都武昌计10年，其余时间武昌是“西都”。到晋代，首都虽更名为“建康”，但武昌之名依然如故，时分武昌县复置鄂县，武昌仍为郡治，先后属荆州、江州。到此时，作为地名，60年后，“鄂”字又开始回归，中国历史上的名家如陆机、陶侃、庾亮等人在此留下深深足迹。公元454年的南朝初，武昌郡领武昌、阳新、鄂三县，又属郢州（州治设夏口），以上的东吴至南朝，通常被人称为“六朝”（历史上在南京定都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时期，也是鄂州古代史上第2个辉煌时期。
从公元589年的隋开皇九年开始直到唐代，废前朝的鄂、西陵二县归武昌县，置武昌郡，改郢州为鄂州，武昌县隶属鄂州。尽管隋朝的时间不长，但从此“鄂州”之名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唐、宋、元时期，鄂州进入历史上的第3个辉煌时期。公元1221年，武昌县升为武昌军，次年改名寿昌军，这里“寿昌”之名开始出现，为民国初短暂的“寿昌”之名埋下了伏笔。唐宋时期，无数文人墨客驻足武昌，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唐元结、李白、李阳冰、杜牧，宋代苏轼兄弟与“苏门四学士”，元代丁鹤年等影响甚远。
以上3个辉煌时期，基本奠定了鄂州历史文化在全国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上武昌城（府城）首义爆发，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灭亡。为推翻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下武昌（县城）上千热血男儿参与其中，这在中部各省乃至全国是罕见的。如三烈士之一的彭楚藩英勇就义、程正瀛打响推翻清王朝第一枪、吴兆麟临危受命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等，居功甚伟。1913年，民国政府把江夏县改为武昌县，将原武昌县改为寿昌县，次年又改名为鄂城县。至此“鄂”字又一次出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沿用“鄂城”之名。1979年11月，鄂城县、市分设。1983年升为省辖市，始改名“鄂州”，所以，“鄂州”之名，不能简单理解为鄂城与黄州的组合。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由鄂州地名的历史演变，可以感觉到地名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深刻的含义。地名是一个地方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每个约定俗成的乡土地名背后，或记载着一段历史，或承载着某种特殊的记忆，也是城市之根。如樊山、樊川等地名的来历，或正被人们淡忘而具有多种价值的地名，都应进入我们深入探索和发掘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