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文

　　我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一直延续了1200余年。考棚，不少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个地名。“考棚”，便是当年众学子集中考试的地方，这里演绎着他们的悲喜故事，最经典的便是《儒林外史》的范进。

　　在鄂州，同样有这样一个地方，在古楼街道考棚社区辖区内，考棚遗址位于考棚社区西边的粮机小区。

　　这里，现在是一处环境优美、交通方便、设施齐全、生活小康的都市乐土。谁会想到19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颇具规模、门禁森严、文人齐聚、开科取士的科举“考棚”。

　　清光绪《武昌县志》“卷七”记载：“考棚在县治东，道光七年，知县林芳建，为岁科两试选士之所。其东南为梯云阁，在城垣上，即明月楼故址。”

　　“考棚”的建筑规模也相当宏大。“中为大堂三楹，前为仪门、大门，东西各为两廊。廊列号二千有奇。堂之左五楹为校阅所。堂之右三楹为庖湢所而总名之曰校士馆”，“其与童试者近两千人”。也就是说，可以容纳近两千人参加考试，可见当年的声势绝不亚于如今的“高考”。

　　武昌（今鄂州）历史上到底有多少读书人经“考棚”童试后，通过层层“考关”步入仕途的，恐怕无法统计。但《武昌县志》“卷十三”中的资料显示：从清代顺治三年至光绪十一年里，全县只有王游、陈中孚、王家璧、张炳琳、柯逢时等52人考取进士，李之骥、黄道晃等198人考取举人，李天锡、刘日永等263人考取贡生，秦廷魁、吴受之等16人录为副贡，平均每年不足2.2人上榜。这与岁科两试近2000人参加童试的数量相比，简直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少得可怜，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考生只有泪洒“考棚”，抱憾而归。有的还经受不起沉重打击，变成了痴呆或疯癫的残疾人，因此轻生者也屡见不鲜。

　　据儒学社区九十高龄的张鹤声老先生（原城关镇知名私塾先生）回忆：清光绪年间，洪道乡(现石山、新庙、燕矶、泽林一带)有一位姓吴的塾师，饱读诗书，以开馆授徒为业，尚能养家糊口。

　　吴先生志向高远，决心通过科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他从14岁时开始参加“考棚”的童试，一直考到60岁，整整考了46年。但在那个时代，他一无门路、二无金钱，单凭自己的实力“闯关”，可以说是难上加难。结果残酷无情的命运，让他屡屡名落孙山无缘晋级。60岁那年，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参加考试，指望能够时来运转、收获惊喜。谁曾料到，因考前未“打点”，巡视考场的监考昏官见他衣冠不整、行动迟缓，竟以私藏夹带之嫌，不由分说，下令取消其考试资格，并当众逐出考场。吴先生羞愧难当、悲愤交加，为表明自己清白无辜的名声，当天深夜，他翻窗潜入“考棚”，在自己的考位上，咬破手指用鲜血在桌上写下“冤枉”二字，随后抛妻别子，悬梁自尽。（主编 夏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