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柳青

　　人取名字有由来，地名同样有其渊源，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承载符号。通过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鄂州登记有实名意义的各类地名达15000多条，其中有现今地名和历史地名。

　　经研究分析，发现这些地名命名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地名是由少到多、由简单到繁杂，有的地名消失了，新的地名又不断形成，有的地名却能保持千百年。同时也发现，这些地名形成的主要规律，即以姓氏附加地理实体和风物而命名形成的。

　　鄂州处长江中游南岸地区，古有“七水二山一分田”之说。中部和北部多水，湖泊星罗棋布。南部多山，四峰山、白雉山、沼山、青峰山等，奇山秀峰耸峙。

　　古人有“择高阜依水而居”的生活习惯，所以，鄂州东南西部人类活动较早，中部较迟。不管人类在这一地域活动早与迟，一开始有人类出现，地名也就随之形成。

　　A、一个地名越千年

　　商代至西周中期，有一支人类在这片土地上以捕鳄繁衍生息，后以“鄂”易“鳄”为这支人类的姓氏，所以此地名为“鄂地”，又衍生出“鄂都”（即鄂氏）、“鄂国”（即部落联盟），这就是本地最早出现的地名。

　　纵观我市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地名，大都反映出社会时代的特征。就鄂州市境域来看，当人类进入氏族社会时代，由于生产力十分落后，征服自然的能力差，鄂族人只能聚族而居，生产资料（主要是山川水泽）属鄂族人集体所有。所以，为了标志出鄂族人所拥有的这片山川水泽，便形成以姓氏附加地理实体而岀现的地名“鄂地”。

　　他们居住的水中高阜也就名之曰“鄂渚”，这应是本境形成最早的地名，同时也开创了以姓氏命地名的先河。这支鄂氏人经过若干年的繁衍后，又形成多个支系，便出现了多个地名“鄂都”。

　　在生产力极低下的时代，这些鄂族部落人为了战胜大自然，便结盟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领导集体，于是又形成了“鄂国”部落联盟的地名。整个氏族社会时代，由于生产资料属姓氏集体占有，所以形成的地名少。

　　到了西周，由于周天子分封诸侯国，也就是封姓。周夷王时，楚国熊姓诸侯熊渠趁周王室衰微，在诸侯互相攻伐中强盛起来，势力向东南发展，攻占到鄂地后，就冒天下之大不韪，私自封其中子熊红为鄂王。

　　熊红为了统治这一方的鄂姓人，便在樊山（今西山）南麓、鄂渚北之间修筑一座土城，便形成了“鄂王城”这一地名。周厉王时，熊渠担心自己私封王位的作法会受到周厉王惩罚，不久就撤销熊红的王位，并召回郢都。

　　“鄂地”又另筑土城形成新的地名“鄂邑”，但当时人们的居民点是否有命名，无史料记载，不可考。

　　当秦统一六国后，生产力逐步提高，经济得到发展，人生自由权有所扩大，姓氏和人口也逐步增多，生产资料除统治者占有大部分外，允许一部分农民通过开垦荒地拥有自己的一部分财产，同时也允许土地买卖、经商等，这样就逐步形成大量的地名。秦代，“鄂地”改为“鄂县”，下辖应有乡、里、居民点，是何名，均无史料可考。

　　B、一个地名故事多

　　有史料记载，西汉初，本地属汉大将樊哙的封地，便形成了“樊山”“樊湖”“樊川”“樊口”“樊楚”等地名。围绕这个“樊”字，这些鄂州地名里面也留下不少故事。

　　对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纪念，也是鄂州市地名形成的另一特点。如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任用吕蒙、陆逊大败关羽，夺回荆州后，据有江东，形成三国鼎立之势，公元221年，由公安迁到鄂县筑吴王城称王称帝，在新城建成后，向诸将阐述了自己“以武而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孙权便将鄂县改名“武昌”。

　　此外，像这样具有纪念性的地名，如牌坊湾、磨刀矶、糍粑岗、挂头岭、落驾坪、吴王庙、屈原祠、官柳、存粮、岳雨泉、走马、董胜、牛啼洪等。

　　另外，还有的以传说进行命名，这主要产生在科学、文化不发达时期。如凤凰台（塔）、蟠龙矶。三国时，孙权在武昌受封吴王后又想称帝，竟搬出他本不相信的巫学，让人将山中的野鸡和江中的鳄鱼说成是虚无的神物，凤凰与黄龙认为他是受天之托的真龙天子，为他合理称帝造舆论，这样就附会出上面传说的地名。

　　这些地名，让人听起来就觉得故事多，只是有的被埋在历史的尘埃里，待人发掘。

　　C、一个地名现实记录

　　由于古代本境属战略要地，战争频发，加之病疫、灾荒，以及人口流徙和死亡十分严重，据此次地名普查，当地已没有土著人口，历史最久远的居民点只有汀祖镇的何氏自然湾，是唐玄宗年间由江西迁来的移民，而其他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姓氏，是元末明初和清代迁来的移民形成的地名。其中有一部分移民在别人原有的旧庄上定居，并沿用当地原有的旧地名。

　　自耕农的大量出现，为了标志所占有的财产（包括山川、水泽、作坊、店铺），他们就以姓氏附加地理实体形成大量的地名，以记录现实为呈现。如丁家湾、程家岗、纪家堑、严家畈、王河、祝家湾、邓家湾、牛石岭、谢埠、杜山、薛家沟、邬家巷、丁祖街、江家面铺、吴家染铺、程家湖、张家窑、陈家桥、葛店、何庄等。

　　考察鄂州市地名形成的规律，还具有人类生存地理环境的区域性特点。鄂州市东南部和西北地区属丘陵山地，开发较早，而中部地势较低，古代江湖连为一体。据《武昌县志》和明代弘治《黄州府志》记载，明代至清代，这些地区才由“深湖变浅湖”，后形成淤积平原，因此开发较迟。所以，这两大区域内形成的地名，姓氏后附加的地理实体，明显也存在不同。

　　东南部丘陵山地区域多附有：湾、岗、岭、垴、境、嘴、垱、冲、山、垅、坳、径等，如严家湾、杨岗、万家垴、李家境、宋家嘴、七里冲等。

　　西北部和中部区域内形成的地名，姓氏后附加的地理实体则多附有：沟、墩、塘、渡、桥、畈、堑、坝、洲等，如杜沟、范家墩、泡口塘、方意渡、陈家桥、严家畈、畈熊、柯堰、磨盘洲等。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这一时代所形成的新地名，带有鲜明浓厚的革命政治色彩。如光明人民公社、灯塔人民公社、幸福港、红方红照相馆、国营鸭儿湖农场、火炬、联盟、胜利街、东方红小学、红霞门市部、八一钢铁厂、新农村等。

　　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生活方式出现多样性，因此，这一时期形成的新地名，也是多样性的，有的恢复以姓氏命名的企业。

　　总而言之，鄂州市地名的形成特点有与其他地区相同之处，也有其独具的特征。（主编 夏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