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愈春

　　编前语

　　西周时代的鄂王城，秦代的鄂县故城，孙权建都的武昌城，都在西山之麓。从开辟时代开始，三者就连在一起，已经成为定论。谁知，到了清代末年，这个千古之案怎么就被翻案了？

　　多年前，在京的鄂州籍史学专家柯愈春已撰文对此进行了解读。柯愈春，1939年2月生，1964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曾师从系主任徐家麟先生，后历任人民日报社图书馆馆员、记者部记者、总编室编辑。利用业余时间，柯愈春花费30年心血，完成了大16开本560万字的巨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该书于2002年初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近年，柯愈春参与《荆楚全书》编纂工作。

　　西周时代，作为七雄之一的楚国国王熊绎，受封于周成王，立国荆山一带，史称荆楚。传至熊鬻，率领长江中游百姓开发两岸。

　　熊鬻的曾孙熊渠，得到江汉百姓的拥戴，于是兴兵东征，时在周夷王八年（公元前878年）。至樊山，驻地开发，封其次子熊红为鄂王，熊红在樊山一带新开辟的地区，史称樊楚。

　　清初纂修的《古今图书集成》，采摭众家之言，指明周夷王时“以东界为樊楚”。所谓东界，包括梁子湖周边地区的广大地段，所以《名胜志》引《春秋》之语说：“鄂渚樊楚。”鄂王熊红在新开发的地区安民建城，后来称为鄂王城。

　　鄂王城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康熙五年，南昌熊登出任武昌知县，七年后熊登纂修《武昌县志》，这是完整存世的最早鄂州志书，而且是孤绝之本。其中阐述鄂州建城沿革说“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今县西南二里有鄂王城”。从康熙县志卷首所载武昌县城图来看，当时的县治之所，在大江之南、西山之东，南门楼、北门楼、东门楼及演武厅各占一方。县城建于明代万历三年，距熊登任知县不到一百年。

　　如今的鄂州城关，基本框架就是康熙初年的县治。县志认定，古代鄂王城就在当时县治西南二里，大约就是如今的鄂城钢铁厂一带。

　　参与纂修康熙县志的张子翼，好像预见到鄂王城址会引起争议，特意在县城建置沿革之后，加了一段按语说：“楚自子红，提封袁山，有鄂王城，旧矣。南郡隶于秦，江夏隶于汉，樊渚山川如故也。”这里将熊红的鄂王旧城，秦汉时期的隶属关系，与当地的袁山（即西山）紧密联系在一起，又与西山周边的湖光山色串成一片，所谓“樊渚山川”是也。

　　康熙县志的作者，如此断定鄂王旧城之址，根据何在？

　　据五代时鄂州诗人栖一和尚的说法，鄂王城在孙权建都武昌时就荒芜了。他在《武昌怀古》中说：“战国城池尽悄然，昔人遗踪遍山川。笙歌罢歇几多日，台榭荒凉七百年。”

　　记录鄂州历史的古籍，原本是非常丰富的。大约三国时史筌纂修的《武昌记》，后来宋人编纂的《武昌先贤志》《武昌土俗编》《武昌志》等，都亡佚不传。以至于明代嘉靖及崇祯年间纂修的《武昌县志》也无书传世。有关古代鄂州的地方志书大量亡佚，给孙权建都以前的鄂州历史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这里仅就平时读书所得，根据一些零散记载，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粗略的考证，请教于专家。

　　首先要弄清的是，鄂王城在今日的什么县界。

　　三国时皇甫谧《帝王经界纪》说：“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鄂，今武昌县也。”就是说，鄂王城在今日鄂州境内。皇甫谧是三国时人，《晋书》卷五十一有传。所著《帝王经界纪》已经散落，此见《太平御览》所引。

　　佚书《九州记》说：“鄂，今武昌。”刘宋时代裴（马因）《史记集解》引此条。《太平寰宇记》引《九州记》说：“鄂王城，今武昌是也。今鄂人祀鄂王神，即遗像也。”据清代《汉唐地理书钞》的作者王谟考证，《九州记》的作者可能是晋代著作郎乐资，在郦道元之前。三国时孙权将鄂县改名武昌，当时或稍后的学者自然就有了这种注释。

　　但是，鄂王城是否就在樊山之麓呢？

　　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在“江水”经“鄂县北”注中，连续记述了以下事实，“江水右得樊口”，“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旧樊楚地”，“《世本》称‘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孙权以魏黄初元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县”（据商务印书馆1958年本）。这四层意思是说，长江右岸的樊口、熊渠封其次子熊红为鄂王的鄂王城、樊口附近的鄂县故城及孙权改名的武昌城，都在同一个地方，就是樊口附近的“旧樊楚地”。

　　唐太宗的儿子魏王李泰，命著作郎萧德言等，撰成《括地志》五百五十卷，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李泰上报《括地志》。这部书亡佚了，可是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多处引用，其中说：“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这里很清楚说明，唐代的武昌县治就是鄂王旧都。

　　宋代薛季宣二十八岁时任武昌知县，时在兴隆元年（公元1163年）。他任武昌知县三年间，写了一篇很出色的散文《鄂墟赋》，专记鄂王城的兴衰始末，载在《浪语集》卷二。开篇就说：“按籍披图，乃窥鄂墟。有邑无民，荒城已芜。鄂渚缭乎其前，樊山峙于其北。”接着用与官员对话的形式辩论道：“此三代之建邦也。在寢楚熊渠，始大宗周， 微哉！拓东境，穹兵极兹，乃命子红，王而有之。已而知其非是，红归国废，奚始邑焉，吴迁以替。是为周晚之荆蛮，专封之旧地也。”再往下，就是作者纵论熊渠东征无罪有功，其中说，“使周王能保文武之基绪，不失周公之典彙制，外睦诸侯，下安万

　　，礼乐征伐，惟王是出，后稷之功，有隆不替”。

　　这里明确表述了好几层意思：一是鄂王古城地址在樊山（西山）南麓，鄂墟是鄂王城之墟，鄂县旧城之墟；二是宋代兴隆年间已成无人荒城；三是熊渠沿长江向东开发，有功于周，伴随战争征伐，决然无罪；四是得出如此结论的根据，是摆在眼前的古籍和图册。

　　《浪语集》卷十二还有一篇长诗，题为《鄂城篇》，称“武昌佐史皆好古，煮茗鏣联

　　访城府”，亦认定鄂王古城在西山之麓。

　　薛季宣距今千年，任武昌知县时对鄂州历史做过大量调查，他所见古代图籍较如今丰富了不少，他的结论是可以相信的。

　　南宋王象之编著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中说：“鄂王城，即楚封子红处，在县西南二里。东西九十步，南北百步。”书约成于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比薛季宣任武昌知县约迟六十年。

　　明代钞本《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中，载明武昌县是熊红的受封之地。

　　《古今图书集成》对以往说法进行了一次总结，明说武昌县治“西南二里有鄂王城”。清代康熙年间，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奉朝廷之命编纂《大清一统志》，请了万斯同等一大批全国一流的史地专家任事。徐乾学在题为《广燕亭》的诗中，开头就说：“鄂王有故城，江东建赤县。樊山在其阳，落日照春殿

　　憺（《园集》卷四）。”

　　清代游鄂的士子文人都认为鄂王旧城在西山之麓。清初丹徒人冷士嵋在《鄂城临眺》诗中说：“落日三秋晚，长江万里征。水当熊子驿，山到鄂王城。”作者是从江边眺望西山的，下边又有“樊山想士行”一句，士行即陶侃，他认定的无疑是西山脚下的鄂王城（《江冷阁诗集》卷九）。

　　这时的鄂王城早成了废墟。清代康熙年间，贵阳人周起渭沿江进樊口，作《武昌怀古》说，“子红城郭荒烟里”，“居人犹自说熊渠”。好几千年了，当地居民还在怀念樊楚之地的开辟者熊渠父子。

　　熊渠为何选定在樊山之麓建城

　　1958年，在安徽寿县掘出五枚铜节，其中有两枚是水节，考古学家定名为“鄂君启节”，现存放于国家博物馆。这位名叫启的鄂君，无疑是最早封为鄂王熊红的后代。

　　鄂君启节就是鄂君熊启经营商运、通过关卡的通行证。水节铭文中标明水运关卡、船队规模、免税商品及来往时间，还规定鄂君自鄂地出发的四条水上航路。北路可经汉水通达今日的南阳，东路顺江进入鄱阳湖沿岸，南路浮洞庭深入广西边境及湖南郴县，西路溯江而上至四川境内的许多支流。

　　铜节铸于楚怀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那时的交通主要靠水路，起点或中心应该是近江近水的鄂王城。熊渠选定在樊山之麓建城，首先考虑的是交通便利。

　　南宋薛季宣的《鄂墟赋》，凝聚了几句非常精彩的话：“鄂渚缭乎其前，樊山峙于其北。有峰有峦，有陂有泽。林麓苍苍，环流漾碧。万顷涟漪，际天一色。”用一句今天的话来概括，就是这一带地区依山傍水。套用古老的话说，就是这一带有风水。翻译成当今科学的语言，就是这一宝地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适合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熊红是在战争状态中受封为王的，当然要着眼鄂地的军事地位。在鄂王城的废墟附近，孙权建成吴国都城。清代黄之隽在《武昌怀古》中说：“碧眼孙郎此建都，凭陵中国控全吴。”从此，古代的鄂州成为著名都城。

　　南宋建炎初，金兵将领刘萼拥兵十万，直捣武昌县，南宋朝廷急迫中封岳飞为武昌公，统率主路兵力抗击金人入侵，当时的武昌县成为抵抗金兵的战略要地。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南宋朝廷封岳飞为武昌县开国子，后加封为武昌郡开国公，死后追封为鄂王。

　　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笔者与宋史专家王曾瑜教授谈起，岳飞当时驻兵武昌县时的实际官职有多大，王先生说：“相当于如今的大军区司令员，是顶头的大军区。”又补充道：“当时的武昌县，是岳飞部队指挥所的驻地。”

　　此后的李自成、太平天国、抗日战争，武昌县都成为军事争夺之地。武昌县后来成为控制吴楚的军事咽喉要地，透视出熊渠当初建城的战略眼光。

　　金牛鄂王城又是怎么回事

　　西周时代的鄂王城，秦代的鄂县故城，孙权建都的武昌城，都在西山之麓。从开辟时代开始，三者就连在一起，已经成为定论。

　　可是到了清代末年，笔者的本家先辈、金牛附近谈桥人氏柯逢时，以翰林庶吉士的顶戴，主管《武昌县志》的纂修，借机翻了这个千古之案。

　　在卷九的志文中，撰写按语说：“《名胜志》引《九州记》，‘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属马迹乡’。马迹乡在县西南一百二十里，距府治一百八十余里，与《寰宇记》所称‘在鄂州百八十二里’正合。今遗址关门石尚存，土人呼为鄂王城，其为楚封址无疑。”光绪县志又将记载樊山之麓为鄂王故城的有关文献，统统说成“沿当时之误”。以后没有人对此再提异议。

　　柯逢时当过大主考，是很有学问的。这段话可能出于手下师爷之笔，有几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漏洞。说《九州记》载此事有“马迹乡”，这是误读原文。晋代成书的《九州记》，不可能有“马迹乡”的说法。“马迹乡”的记载，最早出于宋代薛季宣的《浪语集》，可能是他任武昌知县时据马迹山的名称新设的乡。志书所引“属马迹乡”四字，应是晋代以后引用者的注释文字，离晋代不下数百年。

　　至于说“在鄂州百八十里”，那更是误引原文。北宋乐史编著的《太平寰宇记》，先称“鄂王城在州西北百八十里”，继谓“故鄂县城在州西北百八十三里”。唐代《括地志》，明确记载鄂王旧都在武昌县，但是书中另录当时的一种传说，以为鄂王城在河南南阳，乐史沿用这种说法。

　　当时的州治在现在的武汉，所以有“西北”云云。县志删去“西北”二字，又将《九州记》所说“在武昌县西南二里”。这种修志的方法，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不应提倡的。

　　县志所说“关门石尚存”，可能是真的，但无法证明是鄂王城的关门石。徐家桥以北的城邑遗址，笔者去看过好几次，很像是近代城堡。所谓据“土人”的传说而定鄂王城遗址，那更是证据不足。

　　至于“今县西南二里滨湖”一说，那是昧于湖川变迁。宋代汴梁城，离今不到一千年，大都成了黄河改道的荒湖，能说开封不是宋朝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