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值一生

信息来源:鄂州政府网 日期:2019-02-27
口述/姜发清 整理/特约记者 陈庆跃
  阅读提示
  近段时间,我看得最多的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电视片,让我更加感受到共产党员常说的“为人民服务”这句话的真正意义。
  说实话,作为一位直性子的老党员,我对怎样服务百姓体会深刻,也从中找到了为什么说“直”值一生的答案。
  他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工作的点点滴滴做起,实事求是;他认为无论为公仆、为人子、为人兄、为人父,抑或为人友,都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说话“直筒子”
  我喜欢说直话,既是性格使然,也是我内心世界的表白。
  1949年前,我参加过支前工作,为部队运粮送信,亲眼所见部队官兵爱护群众的场景。
  1951年,我在当时的华容五分参加土改工作队,这里是鄂城县的重点。
  我与工作队的同志一起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从1951年起,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同时也分给地主应得的一份,让他们自己耕种,自食其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我们工作队员每天随身带学习资料、工作笔记本、劳动手册和劳动工具,同群众一样干活。我虽然文化程度不算高,但我在会上、群众中敢说真话,所以工作队总是让我带头发言。1951年10月,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说我说话是“直筒子”,有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岳父是位老实巴交的农民,跟随亲戚做些糕点生意,并在武汉一家店里入了股。他老人家也是直性子,一次,在一次会上说了几句直话,被公安机关处罚。我听说事情经过后,认为他老人家是为民众说话,而且是事实,我要为他老人家说理。这时,有人劝我,你是共产党员,又是干部,为自家亲戚“平反”就是谋私利,家里人也劝我算了。我说:“他老人家是一位普通百姓,也要有人为他说直话。”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我四处奔走,查找证人证词,还多次找有关部门核查事实,经过我一年努力,终于还了他老人家一个清白。
  我这个人说直话是不怕“痛”的。
  1959年,当时的区领导乱报粮食产量,有一天,我到食堂去吃午饭,听说了这件事后,当时饭也没吃就找到上报产量的领导说:“百姓正在饿肚子,吃野菜和草,你上报400万公斤的产量于心何忍呀!”我这话一说,只见那位领导的脸顿时红了,在场的干部们也为我捏了一把汗。为了实事求是上报这个数字,我作为区里分管负责人,决定取消乱报的产量数据,组织区、公社、大队会计现场办公,从午饭后一直忙到下午5点多钟,才把全区的粮食产量数据重新上报。
  事后,有人对我说:“你是区里分管的副职,这样做怕不太好吧。”我说:“我是为老百姓说话,如果我不说这个直话,老百姓又要多喝一年的西北风,虽然有时也委屈,但看到老百姓笑了,心里也就舒服了许多。”
  .2.做事“直杆子”
  一生的工作实践让我悟出了这样一个简单道理:无论职位高低,把工作的尺子量在百姓的事上,工作的标准就高;做事无论大小,把心里的镜子照在百姓心上,为人的境界就高。
  回首几十年的工作历程,我担任过土改工作队员、公社社长、区长、鄂城县工业局长、市能源办主任等职,无论在哪个岗位上,我信守实事求是做事,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和谋划工作。
  我在庙岭工作11年,这里土地贫瘠,群众生活疾苦。当时有个叫安城方的村庄,是鄂城县最差的大队,一个10分分值的劳力累一天只有2角多钱。我带3个人在安城方住队,围着山转了解情况,又挨家挨户走访群众,调查群众的生活现状。
  针对这个大队现有资源,带领干部群众靠人挑肩扛修抽水机站、挖水渠,把一些旱地改成水田,同时,又把土地资源较好的旱地种上棉花,实现粮棉同步增产增收,人均口粮由原来的160公斤增加到260公斤。
  在安城方住队2年,我带头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遇事与群众多商量。当时有人劝我说,在某些方面与上级领导的要求不一致,小心要吃亏。我不理会那一套,坚持因地制宜干事。
  我还顶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压力,把泥工、木工、裁缝等手艺人“放出去”,组织他们靠手艺赚钱,这样,集体经济搞活了,个人也得到了利益。那几年,以前穷得叮当响的安城方,10分分值由原来的2角7分增加到7角7分。
  .3.待人“直肠子”
  直率、刚烈是我的人生真实写照。
  我83岁时,写过一篇题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文章,深情叙述了我为公仆、为人子、为人兄、为人父、为人友的人生理念,它像一部电影展现了我“直肠子”的秉性。
  这篇文章被市直机关工委刊物刊发,我写道:“党的深恩,我垂死不忘!我的子孙后代,务必要牢记党的恩情,忠于党的事业。”这是我的肺腑之言,在这篇文章里,表达了我对党的赤诚之心和对身边人的友爱之情。
  1972年,组织上把我从庙岭调到葛店农药厂任负责人,当时我胆结石化脓,身体状况不好,领导找我谈话,我总是那句话:“服从组织安排。”
  我带病走上新的岗位,针对原来厂领导班子不团结的实际情况,我找班子成员逐个谈心,又找职工座谈,摸清不团结的症结,然后,对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紧接着,对生产车间人员也进行了整顿,使厂里风气有了明显好转,3年时间,不仅收回80万元投资,还增加100多万元收入。这期间,因此也得罪过不少人,我就主动同他们谈心,讲清人员调整与抓好工作的关系,讲清搞好团结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当这些人听说我带病坚守岗位,还这样和风细雨做思想工作时,很快就打消了思想顾虑,并全身心投入生产之中。
  上世纪70年代,“六六粉”被称为农作物杀虫的特效农药,县里抓住时机上马了这个项目,省农资公司当时下达每天需要100吨的任务。由于存在管理问题,不仅生产上不去,而且300多人的生活也存在问题。
  正在这时,我又一次受命于危难之际,让我去抓这个项目。
  进厂后,我集中精力做凝聚人心的工作,分层次找职工拉家常,特别是把困难职工的情况记在心里,尽力解决他们的疾苦。我还通过多种方式解决职工伙食、洗澡等问题,让职工体会到组织的温暖。职工齐了心,工作才有干劲,为了解决加工原料中土粒烘干的难题,采取按立方计工付报酬的措施,抢晴天、抓阴天,用石磙轧,我带头同职工一样拉石磙、翻晒土粒,还组织技术人员改制烘干机,使生产效率有了明显提高。
  在生产中,我带头值班,跟班作业,把原来的单层口罩改成过滤口罩,把过去的布纹眼罩改成玻璃眼罩,使职工的劳动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在厂里,职工有话愿意对我讲,有苦愿意对我诉,都说我是个热心肠的人。这个企业成了县里的红旗企业,我也成了当时全县的模范人物。
  个人简介
  姜发清,男,193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湖北鄂州人,原鄂州市能源办公室调研员。1949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华容区土改工作队队长,区宣传委员,樊口区区长,鸭儿湖峒山分场书记,庙岭公社党委书记,葛店农药厂厂长、书记,鄂城县工业局副书记、副局长,市能源办主任等职务。1993年离职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