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开 

　　a、“鄂”字为何在此产生
　　鄂州的“鄂”字，古为噩或咢。刘节在《古史考存》中认为：鄂通噩，就是两栖类的鳄鱼。
　　当浩瀚的梁子湖还是古云梦泽的一部分时，其地多鳄（亦名扬子鳄）。故生活在此地的原始部落将鳄作为图腾来崇拜，于是就有了甲骨、金文中的“噩”字。
　　称鄂，是因为这里曾是鳄鱼的故乡，也因此有了日后的鄂国。
　　据典籍记载：鄂国系古扬越族的鄂氏族所建，是夏商王朝时的南方侯国，也是南方的“赫赫之邦”。《史记·殷本纪》记有“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可见，鄂侯在商王室地位多么显赫。
　　另据记载，此地称鄂，是因为夏帝孔甲时在晋地（今山西）鄂国御龙氏族一支曾迁徙至此地而来。
　　迁徙也罢，图腾也罢，这个日后能代表华夏诸省简称的“鄂”字产生，本身就意味着这块土地的不平凡。
　　《墨子·公输》记：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
　　但是，这批迁徙的鄂国人是否为石门而来？不得而知。
　　b、楚之别都凡十一，为何鄂居首
　　想打开石门的人，不乏其人。但是人们总不明白，为什么乡音楚调（即楚剧）中的悲壮声腔居多？虽然两者风马牛不相及，但联系起来，又似乎能给人以启示。
　　西周时，这里称东鄂。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云：鄂，地名，在楚之西，后徙楚。
　　《史记·楚世家》记：楚之祖封于周，号子男五十里。当熊绎五传至熊渠时，开始了“伐庸、扬越至于鄂。满山遍野闪烁着光彩的黄铜、红铜，惊得楚王目瞪口呆。于是，筑城、建都、封王（楚君熊渠封次子熊红为鄂王）。
　　史籍记载：楚之别都凡十一，鄂居首。自此，楚国国力大增。代表生产力水平的青铜器在列侯纷争、强邻四逼的形势下，显示出它长足的优势。
　　公元前323年，当持有“鄂君启金节”（分舟节、车节两种），舟船150艘、车辆50乘，总吨位达1800吨的庞大鄂君水陆联运商队自鄂地出发，满满装载着包括由当地制造、日后震惊于世、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编钟在内的当地物产，源源不断商运到湘、皖、豫、赣、苏、桂等地时，这里的营运活动就达到了我国古代交通运输的一个巅峰。
　　不可思议的是，“鄂君启金节”这个楚王颁发的免税通行证，在2280余年后的安徽寿县出土。
　　这是新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业货运水陆通道的“金节”这样记载：自鄂往，逾诂（湖）、上滩（汉）……自鄂市，适阳丘、适方成、适象禾、适高阳、适下蔡、适居巢、适郢……其中舟节163字、车节147字，详尽记录了以鄂为始发港（站），通往华夏大地的水陆五条经商航（路）线。
　　鄂君启的商队水路、陆路经营范围是：陆路，北至河南南部，南到全州（今属广西），西达江陵，东抵安徽；水路，起于鄂，过樊湖至长江，达汉水，到湘江，临资水，跨沅水、澧水、淮水、邗沟等众多河流，总航程万余里，经税关20余处，可连接珠江三角洲及海外东南亚诸国。
　　考古者大惊：“鄂君启金节”文字记载的水陆通道，比举世著名修于公元前312年的古罗马亚平通道还早11年!
　　鄂，作为楚国的商贸集散中心和水陆运输的主要枢纽至此大白于天下。
　　这是中国古代交通史上的奇迹。
　　岁月悠悠，王朝更迭。楚王熊渠卒后，熊红继位为楚国国君，乃都于鄂。熊红传六世至熊咢（注：楚君六世先后为熊延、熊勇、熊严、熊霜、熊徇、熊咢），仍都于鄂。
　　再到后来，楚都迁郢（今江陵），此地先后封给了鄂君子晰、鄂君启。鄂于是从楚别都、国都变为鄂邑。关于鄂邑时期，《武昌县志·古迹篇》有这样的记载：昔鄂君（子晰）乘青瀚之舟，下鄂渚、浮洞庭，榜人拥节而歌，歌中唱道：
　　滥兮抃草滥，
　　予昌枑泽，予昌州，
　　州鍖州焉乎，
　　秦胥胥，
　　缦予乎，
　　昭澶秦逾，
　　渗惿随河湖。
　　这首是著名的《越人歌》，缠绵悱恻，又经汉代刘向《说苑·善说篇》的记载传播，成为博大精深楚文化艺术的一抹亮色。
　　专家们说，《越人歌》是楚国诗词、民歌、楚辞的源头，是奇谲瑰丽的楚文化艺术的滥觞，它常被日后的“编钟乐舞”演绎得淋漓尽致，余音绕梁……
　　在“编钟乐舞”戎马倥偬的旋律中，从方圆50里增至5000里的煊赫大国，整整历经了漫长的7个世纪。
　　屈原《涉江》中云：“乘鄂渚而反顾兮。”古籍曰：“水溢为渚。”《武昌县志》亦曰“鄂渚即樊湖。”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那是一个寂寞的季节。
　　一个修长的身影在这片山水间徘徊。在这个“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年代，他留下了“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誓言和“哀民生之多艰”的千古叹息。
　　当出生在这里，后成为楚国举足轻重的“二胥”人物（传伍子胥系鄂州段店人、申包胥系鄂州泽林人）反目成仇、背道而驰的时候，长江边观音阁“龙蟠晓渡”处的“接渡石”就见证了“伍子胥叛楚奔吴”这一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千古历史悲剧。
　　当秦王嬴政将延绵的长城连成一片时，鄂王城就长眠在市西的马迹乡下（马迹乡即今金牛镇，古属鄂州，1956年划大冶）。
　　那是筚路蓝缕的苦楚。
　　c、一诏“移民千家”，留下历史辉煌
　　公元221年，赤壁大战的滚滚硝烟中，吴王孙权带着胜利的喜悦，率将甲来到了这里，改鄂为武昌（注：秦汉建制，鄂州称为鄂县）。
　　这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昌，盛也。荀子《礼论》：“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孙权意欲“以武而昌”。
　　谁能说，吴王与楚王的愿望有不同？
　　这又是一个划时代！
　　城东有座凤凰台（位于凤凰路，原东门塔处，“凤台烟树”是鄂州古八景之一，毁于文革期间）。明朝《一统志》记载：魏黄初二年，吴王孙权因见凤凰飞立于城东，以为祥兆，故筑凤凰台于此，并在这里招大都督周瑜、赞军校尉鲁肃以商定都大计。
　　“左控肥庐，右连襄汉，古谓长江枢纽，楚东之门户。而北利于拒曹操，西便于守荆州。河港交错以利水军利国，矿藏丰富又便于造利器，可谓天时地利。”几人之言，说得孙权频频点头。顿时，一个大规模集中江东人力和物力的移民建都念头，让孙权兴奋不已……
　　这年春四月，天高气爽，风和日丽。孙权站在新修的巍峨的凤凰台上，双手一挥，颁布了“移民千家”的诏令。
　　随即，数不清的达官显贵和成百上千的能工巧匠，扶老携幼，披星戴月，从吴越腹地（今南京江浙一带），千里迢迢汇集在这块“龙蟠凤集”（龙蟠：即龙蟠晓渡，观音阁处，鄂州古八景之一）的风水宝地。
　　刹那间，宽阔的驿道上，人欢马叫，旌旗飞舞。那卷起的尘土飞扬，遮天蔽日……
　　它将向世界表明，这里将是一个全新大国的崛起。
　　当新修的武昌宫殿金碧辉煌屹立于凤凰台下时（宫殿遗址在今古城路北方），孙权便在这里设置了武昌郡（三国时期沿用秦汉时郡县二级行政区划）。武昌郡管辖武昌（今鄂州及黄石、大冶）、下雉（今阳新县东南富水南岸）、阳新（今阳新县西、富水北岸）、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浔阳（今九江市及黄梅辖境）、沙羡（今武汉及咸宁地区辖境）共6县。至此，武昌郡东自九江，西抵蒲圻，蜿蜒近千余里，成为东吴43郡中最庞大的。
　　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宫称帝，改元黄龙，国号吴。史称东吴。
　　在西山顶祭天，在洋澜湖畔的南岗处拜地，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即位仪式中，这块土地开始它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筑路修道，开辟“吴王岘”，劈樊山（即西山），历樊山上下300里，通新兴、马头二冶（东吴设置的2处冶炼机构）。冶铜炼铁，设新兴，马头铁官；筑窑烧瓷（后人称六朝青瓷，中国早期瓷器）。铸镜，即铜镜，鄂州是中国古代四大制镜中心之一，其余3处为徐州、洛阳、会稽山阴（即今绍兴），今鄂州称为古铜镜之乡。
　　———大兴土木，营建城池。武昌先后修有武昌宫、避暑宫、安乐宫及太极殿、礼宾殿等建筑。其城外东、西、北边各建有子城。城西建有梅城（在今胡林）、仵城（在今大湾），城东建有黄石城（在今燕矶）、城北建有邾城（在今黄冈处），形成众星拱月的防御格局。宫殿建筑富丽堂皇，用料讲究。《寰宇记》中云：“宫中古瓦澄泥为之，可以为砚，一瓦值万钱。”
　　———重农业，成立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农业管理机构），实施军屯、民屯（农业组织形式）。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孙权自诩“受田耕种”，将驾车之用的八头牛改为“四耦耕牛”，革新农业，以示风气。于是，长江沿岸人烟逐渐稠密起来，南方地区垦辟倍多，境内丰给。
　　———兴佛教，建佛寺，译佛经。武昌城内先后建有昌乐院、宝宁院、惠宝寺等。吴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印度僧人维袛难、支谦等在此翻译《法句经》2卷。孙权闻支谦博学有才慧，“拜为博士、使辅东宫，甚加宠秩”，故《中国佛教史》中云：“江南佛教译经，初创于武昌，大盛于建业。”直到东晋高僧慧远挂锡于西山寒溪寺，开创佛教“净土法门”，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发祥地。
　　———设置造船中心。《江表传》载：孙权于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亦曰“大舶”，容将士3000人。黄龙二年，吴帝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将甲万人，组建庞大的船队，浮海求夷州（今台湾，大陆人首次到台湾），乃至西南大海上（今东南亚），闹得沸沸扬扬。
　　那是辉煌的60年。
　　从三国鼎立到三国归晋，辉煌的吴大帝城，终究没有摆脱如同鄂王城般的厄运，留下的只是因建都而得名的“武昌鱼”在这里悠游，仿佛向人们诉说着吴大帝城不平凡的经历。
　　“战国城池尽悄然，昔人遗迹遍山川”（唐·释栖一《武昌怀古》）。念及昔日花柳繁华的吴都，也不禁引得唐代大诗人李白留下“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送储邕之武昌》）的感叹。
　　悠悠岁月的沉默。
　　悠悠岁月的等待。
　　新千年，一轮初升的红日升起在鄂王城、吴大帝城的遗迹上……石门依旧在期待。（艾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