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259年—334年），东晋大将，字士行。公元334年6月3日，病逝于鄂州樊口，享年76岁。谥号“桓”，史称桓公。据史志记载，陶侃两度镇守武昌（今鄂州）。
　　陶侃一生勤政廉政，思民为民。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极力推崇其人品，并认为陶侃清贫操守思想的形成，与其母湛氏的家教有直接关系。陶侃之母湛氏（239年—307年），贤德名世，家教极严。陶侃在寻阳任鱼梁吏时，托人带一坛糟鱼送给母亲。母亲见来自官家腌制坊，心中不悦，当即将坛口封好退回，并附书信责怪儿子说：“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惟无益，乃增吾忧也！”陶侃一生公私分明、光明磊落，多来自母亲的严格家教。
　　镇守武昌之时，陶侃勤政廉政，在鄂州留下了6个故事。
　　陶侃问柳。《长沙桓公陶侃系年谱》载，陶侃镇守武昌，尝课诸营种柳。部将都尉夏施偷了一棵官家的柳树，移栽到自己的府第前。陶侃发现后，质问夏施说：“这是武昌西门前柳，是官柳，你为什么偷种到自家门前？”夏施惊恐万分，乞求谢罪，并将那棵官柳，移植到原处栽好。陶侃是一位公私分明的官员，容不得损公肥私的行为。从此，陶侃问柳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不仅如此，陶侃号召将士植树的创举，开启了中国古代义务植树的先河，为后人义务植树树立了楷模。
　　治理长湖。陶侃是一位情为民系、利为民谋、造福一方百姓的人。据《陶侃年谱》记载：武昌城东有长湖（今洋澜湖）直通长江，每到冬季湖水干涸，鱼虾无法生存。312年，陶侃亲自带领民众筑起了一道蓄水堤，使洋澜湖水体保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深度。为了帮助百姓发展养殖业，他从琅琊湖买回大量鱼苗和菱藕种植于湖中，洋澜湖从此有了“鱼翔浅底，菱荷飘香”的迷人景象。洋澜湖周围的百姓，从此过上了靠水吃水的田园生活。
　　发展商贸。《武昌县志》记载，陶侃担任武昌太守时，长江中下游的鄂东、豫南、皖西、赣北的民众常到武昌赶集，民间贸易十分活跃，但是当时没有固定的交易场所，很难形成规模。为发展武昌经济贸易，把民间交易市场做大做强，陶侃在武昌城东开辟了一处场地平坦、道路畅通、方便商贸交易的“夷市”。夷市的建立，不仅为百姓创造了便利的商贸往来集散地，更促进了武昌地区经济的繁荣。
　　除暴安良。东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兵匪盗贼趁机作乱，常常拦江抢劫，鱼肉乡民。《武昌县志》载，为扫除这帮盗贼，足智多谋的陶侃令将士藏于商船，诱捕盗匪，当即捕获数人。经审讯，得知是晋宗室、太宰西阳（今黄冈东）王司马羕的部下。为荡平盗贼，陶侃不畏权贵，在武昌钓鱼台整军列阵，兴师渡江，逼着手握重兵的司马羕交出兵匪20人并斩之。从此，水陆交通一路平安，武昌地区的社会环境彻底改善，人民群众和进出武昌的商人，无不感怀陶侃的大德。
　　戒酒治赌。陶侃幼年丧父，家境酷贫，母子相依，人生起点很低。但他从不向命运低头，从小立下积极进取的决心，在母亲的督促下发奋读书，自小养成勤勉惜时的好习惯。咸和五年（330年），陶侃自巴陵还镇武昌，此时干戈稍息，官兵休整。但是，少数将士恶习滋生，三五成群在军营中酗酒或聚赌。陶侃获悉此事后，不仅没有因为将士们杀敌有功而放纵宽容，而是给予惩罚，命人将酒器和赌具丢入长江中，并训诫他们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陶侃治军从厉、治政从严的精神，广为后世崇尚。
　　清廉自守。居功不傲、清廉自律、一生正气、清白做人，是陶侃一生的操守。咸和九年（334年）6月2日，当他因病重从武昌太守辞官告老还乡时，最后的一班岗也站得令人感动，晚节昭昭，光可鉴人。离任之际，他把朝廷赐给他的一切军资等国家财产，一一登记造册，封印入库，亲掌匙锁，清点完毕交付右司马王愆期后，才登船离开武昌，其廉洁自律精神深为世人称道。这件事当时朝廷内外都广为称赞。晋尚书梅陶曾评价陶侃说：“桓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苏东坡盛赞陶侃说：“陶桓公忠义之节，横秋霜而贯白日。”（周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