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县为何易名武昌

信息来源:鄂州政府网 日期:2019-06-26

  □鲁柳青

  公元221年,孙权改鄂县为武昌。孙权为何将鄂县改名为武昌?笔者尝试从史籍中寻找答案,一孔之见,权当谈资。

  三国时期,孙权在武昌建都称王称帝,并在城区设置武昌郡、武昌县治所。公元229年,孙权迁都建业(今南京)后,武昌的地位下降。由于朝代更迭、政区变动,武昌以郡(或府)与县治并存数百年,到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武昌才被改名寿昌。

  80年后,元盛宗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恢复武昌名。辛亥革命后,1912年,因江夏县改名武昌县,1913年,武昌县(今鄂州)又复名寿昌县,由于寿昌县与浙江的寿昌县同名,1914年,又改称鄂城县。

  古代“武昌”一名,在今鄂州历经了近1700年的历史。

  清光绪《武昌县志·山川》引述《宋史·地理志》曰:“武昌,以武昌山为名,孙权所都。”说明孙权当年是将治所以南150多里处(今谢埠村)的武昌山名拿来作为王都名。其原因是武昌山“高百丈,周八十里”,所以孙权都鄂,易名武昌,取“以武而昌”,是因为武昌山是名山。当今也有学者坚持此说,因以风物形胜命名,符合我国历来命名的风俗习惯,此说表明是先有武昌山,后有武昌城。

  山名、城名,到底哪个在前?各有说法。那么,孙权提出的“以武而昌”命王城名的由来和历史文化内涵又是怎样的呢?这大概要看孙权当时来鄂县筑城称王称帝的形势背景。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任用吕蒙、陆逊率军趁关羽北上,攻击曹魏大军,荆州空虚之机大败蜀汉,捕杀了关羽父子等人,夺回了荆州,控制了夷陵、峡口以下和汉水以西长江中下游的地区,形成了三股割据抗衡的势力。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曹操死,他的儿子曹丕迫不及待篡汉自称为帝立国。

  次年(公元221年),刘备在四川成都称帝立国。孙权不甘寂寞,也于此年由公安东下来到鄂县,大兴土木,改筑新城,兴建宫阙,做好称王称帝准备。

  公元221年8月,当新城建成后,孙权召集诸将,以政治家的眼光,作了一次安邦兴国的警示讲话:“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昔隽不疑汉之名臣,于安平之世而刀剑不离于身,盖君子之于武备,不可以已。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哉?顷闻诸将出入,各尚谦约,不从人兵,甚非备虑受身之谓。夫保已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宜深警戒,务崇其大,副孤意焉。”

  将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是:“生存时不应忘记灭亡,安逸时要考虑危险,这是古代有益的教训。过去,隽不疑是汉代名臣,在太平时代却刀剑不离身,这就是说对于武备,是不可以放弃的。何况如今我们处在边境地区,豺狼一样的坏人不断来犯,怎能够轻视疏忽而不考虑突发的灾难呢?近来听说众位将领出入,都崇尚谦和简约,不带随从武器,这远不是考虑周全、爱护自身的作法。保全自己,留名后世,使君主和亲人安心,与前者相比,哪种更值得效仿呢?应该严加警惕戒备,务必崇尚大节,以称我的心意。”

  孙权的这番警示,应是针对吴军取得夺回荆州巨大胜利后,产生的骄傲、轻敌思想,或者“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之势,认为东吴鼎立江东,凭“三江之险”天下太平了而讲的。此时,孙权没有陶醉于一时胜利,相反清醒认识到,“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主张“君子之于武备,不可以已”和“宜深警戒”,方能保疆固土,国泰民安,兴旺昌盛。

  由于吴国牢记了孙权这一警示,在强军备战上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在武昌江北筑邾城(现武汉市新洲区),常驻军2万余人。其次,沿江筑烽火楼台,传递边境军事情报。再就是在武昌“铸造千口剑”,建造战船,改善装备,扩军备战。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以武而昌”的注脚。(主编 夏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