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建国
编者按：
吴蜀夷陵之战是孙权坐镇吴都武昌、运筹帷幄打赢的第一场大胜仗，也是直接推动孙吴在武昌建号立国的一场大捷。到今年农历六月，这场经典战役已过去了1800周年。
透视正史方志，回眸探究鄂州如何从江南古城逐步走上汉末纷争的前台，并通过先卑后踞、以武而昌，进而登上三国鼎立的中心舞台。
穿越历史长河，身处现代鄂州的人们也在向历史提出心中疑问，并以期从典籍中寻找答案。比如，孙权兄弟第一次来鄂县是什么时候、为何而来、在鄂县打的第一场胜仗地点在哪？孙吴开始管制鄂县的标志是什么、对鄂县地位有何影响？又比如，赤壁大战前，刘备为何进驻鄂县樊口、刘备与周瑜在什么地方首次会面、鄂县与赤壁之战有何关联？还比如，夷陵之战前，孙权为何选择鄂县建都、改名武昌的含义有哪些、为何不称帝而受封吴王？再比如，夷陵之战取胜的原因是什么、庆贺这场大捷与三峡夷陵改西陵有何联系、战后在武昌设立孙吴年号对三国鼎立有何意义？
通过于史有据的资料，刊发的文稿旨在探究考证这段史实。我们明晰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加深了解这段历史，对传承鄂州文化内涵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从本期起，本报将分次刊发我市文化研究者夏建国撰写的研讨文章《“夷陵大捷”孙吴武昌建都的“礼花”》，以飨读者！
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孙权带领孙吴文臣武将，来到荆州江夏郡所属的鄂县（今湖北省鄂州市），改名武昌，建都筑城，鄂州由此成为三国吴都。孙权为何此时选择来这里建都？这与伟人毛泽东推崇的中国古代六大经典战役中的吴蜀夷陵之战密切相关。一年后的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闰六月，孙权坐镇武昌，赢得建都封王之后的首场大胜仗。这一旷世大捷直接推动了孙吴建号立国。
探究夷陵之战前，孙权来到鄂县建都的缘由，追根溯源要从孙策、孙权共同确定的孙吴发展战略说起。
“广陵对”——谋定竞逐长江之策
在黄巾起义开启的汉末纷争中，孙坚趁势而起，很快取得逼走董卓、杀进雒阳（曹丕称帝后改名洛阳）的耀眼功勋。但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那样，这个光环缠身的破虏大将军、乌程侯、豫州刺史，就在接踵而至的军阀混战中，被荆州刺史刘表手下将领黄祖杀死于襄阳岘山，转瞬之间便消失在历史天空里。危难中接过父亲重任的孙策痛定思痛，跟谋臣张 纮探讨孙吴未来出路。
孙坚死后的第二年（公元192年），孙策与张纮的“广陵对”横空出世。孙策问：“东据吴会（今苏州），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一方诸侯）。君以为如何？”此问的出发点是想将其父在豫（州）扬（州）间征战，改为以“收兵吴会”来报仇、为藩。张纮回答时不仅赞同孙策的想法，还提出了“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的战略谋划。两人的问答集中到一点，就是将孙吴发展战略由“争中原”转变为“据长江”。
历史非常奇巧的是，这一战略设想中的“荆扬可一”，居然跟15年后刘备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谋划的“跨有荆（州）益（州）”，高度相似重合。这为日后孙刘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并引发夷陵大战埋下伏笔。
正好此时孙坚旧部、督军校尉朱治“知（袁）术政德不立，乃劝（孙）策还平江东”。孙策决定按照“广陵对”所说“当与同好 倶南济也”的约定，乘机夺得江东六郡。其后在据长江、报父仇的进程中，孙策和孙权首次来鄂县征战，将这座江南古城推上了汉末纷争的历史前台。
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记载，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术兵败呕血而死，其余下人马想投靠孙策，不料遭到“庐江太守刘勋要击（截击）”。孙策得知此事后，假装与刘勋交好，让其攻取豫章上缭万余家宗民。“（刘）勋既行，（孙）策轻军晨夜袭拔庐江（治所在今安徽潜山），勋众尽降”。
《江表传》说孙权攻下庐江后，刘勋“乃投西塞”。西塞山时为鄂县地盘，这有大量史籍为证。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就曾记载：“散花洲在（武昌）县东西塞山下。”《鄂州市志》确认“明代，将西塞山划属大冶”。
刘勋在鄂县西塞山“筑垒自守，告急于刘表，求救于黄祖。（黄）祖遣太子（黄）射船军五千人助勋。（孙）策复就攻，大破勋”“射亦遁走”。接着在这年秋冬，孙策“收得勋兵两千人，船千艘，遂前进夏口（今武汉武昌区）攻黄祖”。十二月八日孙策率兵至沙羡（治所在今武汉江夏金口），大破黄祖。《吴录》记下了孙策就此战给汉献帝的报捷奏章，其中特别提到“行奉业校尉孙权”与周瑜、吕范、程普、韩当、黄盖等将领“同时俱进”。
《三国志》和《江表传》《吴录》记载的这两场胜仗，战略意义非凡。“大破（刘）勋”意味着孙吴基本控制了江东六郡。“（黄）射亦遁走”连同随后“前进夏口攻黄祖”，既是孙权兄弟将报杀父之仇付诸行动的开始，也是孙策从长江下游进军长江中游的开端，因而使鄂县在汉末纷争中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
这算是孙策为后来孙权到鄂县建都打前站吧。
“吴下对”——孙权在鄂县进入争鼎中心
打下江东一片天的孙策，不到26岁就被仇敌许贡的门客所杀。18岁接过江东基业的孙权，刚统事便“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周瑜向他推荐了江淮老乡鲁肃。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好为奇计”的鲁肃第一次跟孙权相见，便联袂催生了事关孙吴立国、事关汉末天下格局走向的“吴下对”。
孙权跟鲁肃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认为跟其兄孙策比较起来，孙权统事时的处境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战略追求不能再停留在“思有桓文之功”上，要向前跃升至“建号帝王”。与之相对应，发展路径要由“据长江”一隅跃升到“竞长江所极”。概括而言，就是要竞逐长江、以图天下。
孙权被这一石破天惊的“奇计”所打动，很快便从江东起航。以征战赤壁为分界线，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之前，孙权明面上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为主，暗地里却一直在为“竞长江所极”作铺垫；其后战略意图逐渐清晰明朗化，就是坚定不移地将竞逐长江、以图天下付诸行动。孙权由此在鄂县进入争鼎中心。而选择鄂县建都、在武昌赢得夷陵大捷，便是其中的两出精彩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