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建国
孙权与鄂县有关联的争衡天下大戏，还有江夏征剿黄祖、赤壁联刘拒曹、荆州擒杀关羽等华彩剧目。这几出戏都与曹、刘、孙争夺荆州有关，且前后衔接、环环相扣。
1、剿黄祖——
拉开曹、刘、孙争夺荆州序幕
若问孙权兄弟接班后心中最想做的事，毋庸讳言，一定是向江夏黄祖报杀父之仇、向荆州刘表讨忘恩负义之债。
刘表、黄祖跟孙权父子恩怨交织。汉末纷争刚起时，孙坚便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在赴雒阳征讨董卓的途中，杀了早有过节的荆州刺史王睿，这为刘表接管荆州带来历史契机，也使孙坚一年后在袁绍、袁术相争中，被其手下大将黄祖袭杀。因此，对刘表先得益于孙坚，后又以怨报德杀害了恩人，张纮 、鲁肃在“广陵对”和“吴下对”中，相继提出“仇敌（刘表、黄祖）可报”“剿除黄祖，进伐刘表”。这是孙权兄弟后来4次西征黄祖的历史原因。
实际上，孙策带着孙权杀到沙羡的那一次，如果不是江东有事撤军，兄弟俩便可完成报父仇的任务。统事后的孙权念念不忘这一血海深仇，借西塞山逼黄祖长子黄射“遁走”之机，任命胡综为鄂县长。这标志着孙吴对鄂县有效治理的开始，还为接力西征黄祖提供了前方战略据点。随后，发起3次西征黄祖行动。
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孙权于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初冬第一次西征黄祖，很快“破其舟军”。正当全力攻城时，江东多个郡山越“复动”，因而在“惟城未克”的情况下班师回援。
在接下来全力镇抚山越时，孙权有两大收获。《三国志·周瑜传》记载的第一个收获是：周瑜进军至刘表控制的荆州麻、保二屯（属今湖北嘉鱼），“枭其渠帅，囚俘万余口”，为西征黄祖和刘表又增加了前方基地。《三国志·甘宁传》则记下了第二个收获：投靠刘表未被重用的甘宁，被“周瑜、吕蒙皆共荐达”。归吴的甘宁因熟悉刘表和江汉之地情况，向孙权献上争夺荆州计策：“图之（指夺荆州）之计，宜先取黄祖。至尊（指孙权）今往，其破可必。一破（黄）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甘宁之计更加坚定了孙权“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的决心。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了孙权第2次对黄祖的讨伐：“（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资治通鉴》说还军原因是“（孙）权母吴氏疾笃”。办完丧事后，孙权打破“国丧不举兵”的惯例，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春，第3次“复征黄祖”。结果是：“（黄）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
一石激起千层浪。孙权剿灭黄祖后，孙吴打开了进攻荆州的东大门和竞逐长江上中游的战略通道，这对汉末天下格局走向带来重大影响。占据荆州的刘表首当其冲，加快其分化消亡进程。这让依附刘表的刘备，开始有了觊觎荆州之变、企图取而代之的雄心。
与此同时，还使志在一统天下的曹操受到强烈刺激，迫使他带领刚刚北征乌桓的疲劳之师南下争抢荆州。因此，建安十三年的荆州顿时成为孙权、刘备、曹操激烈争夺的焦点，导致赤壁战火很快燃烧起来。
2、联刘拒曹——
鄂县脱颖而出走到前台
鄂县由汉末纷争前台变成争鼎中心舞台的重要契机，就是孙、刘在即将爆发的赤壁大战前抱团取暖，联手拒曹。刘表去世带来的汉末局势急转直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显出宛叶（现属河南）”、到达南阳一线，刘表在惊吓中于八月一命呜呼。把持荆州军政大权的蔡瑁，让13岁的外甥刘琮继位。这位荆州刺史屁股还未坐热，九月曹军就攻下新野，接着就要攻打荆州治所襄阳。摆在无能幼主面前只有挺身战曹、依靠刘备敌曹、降曹三种选择。《三国志·刘表传》记述了他的选择：“太祖（指曹操）军到襄阳，（刘）琮举州降。”
对刘琮降曹猝不及防的无疑是刘备。《三国志·先主传》载：“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经过襄阳时，刘备曾到城下大声质问刘琮。
还在刘表死时，孙吴大部分臣僚对荆州局势感到棘手，第一时间觉得可以危中寻机的是鲁肃。《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刘表死，（鲁）肃进说”于孙权。分析刘表死后荆州内部形势和刘备、曹操可能的动向后，建议开展“吊孝外交”，及早纵横捭阖。孙权“即遣肃行”。
在那个波诡云谲时刻，鲁肃此行虽充满波折，却有力改变了荆州争夺格局，其结果便是孙、刘联手拒曹。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鲁肃“到夏口，闻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刘）表子（刘）琮已降曹公，（刘）备惶遽奔走，欲南渡江。（鲁）肃径迎之，到当阳长阪”。原来，以仁义自居的刘备带着一路跟来的荆州逃难百姓，仅能“日行十余里”，很快在当阳长坂被曹操部将曹纯和刘琮降将文聘追上。一番厮杀，刘备弃妻舍子落荒而逃，只有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相随。但这正好成全了鲁肃的想法，得以“与（刘）备会，宣腾（孙）权旨，及陈江东（指孙吴）强固，劝备与权并力（拒曹）”。
《江表传》生动记述了这次会晤中的对话。鲁肃问：“豫州（指刘备）今欲何至？”刘备答：“与苍梧（现属广西）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鲁肃说：“（孙权）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他建议刘备派心腹到江东，跟孙吴“崇连合之好，共济世业”。接着他分析道：你要投的吴是一个凡人，偏在远郡，可能马上被人所并，“岂足托乎”。一席话后，双方“即共定交（往）”，刘备“遂到夏口”“遣（诸葛）亮使（孙）权，（鲁）肃亦反命（返回复命）”。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临行时诸葛亮对刘备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指孙权）。”这说明他赞同鲁肃谋略，认为孙权可信赖。后来，很多人却认为孙、刘联手抗曹的关键人物是诸葛亮。但东晋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鲁肃传》作注时，直白无疑地认为“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指曹操势力），皆肃之本谋”。
如果说“吴下对”鲁肃是从战略上提出孙吴竞逐长江、以图天下奇计的话，那么他的“吊孝外交”则是从战术行动层面，让孙权面对曹操大军来袭能够从容应对，进而主导孙、刘联军征战赤壁立下的奇功。
不久，刘备便按照鲁肃之谋，果断将原来投奔苍梧太守吴巨的打算改为进驻樊口。此举使鄂县在汉末纷争中进一步脱颖而出。
3、樊口会师——
迅速扭转对孙、刘不利局面
曹操夺得荆州以后，让曹洪驻守襄阳，曹仁、夏侯渊占据江陵，亲率军队以水陆两路压顶之势，准备接着拿下孙吴。
鲁肃带着诸葛亮到达柴桑之际，正是曹军即将杀来之时，孙吴“将士闻之皆恐”。据《江表传》载，此时孙权接到一封曹操的恐吓信：“近者奉辞（朝廷辞令）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指孙权）会猎于吴。”寥寥数语带着不战以屈人之兵意味。“权以示群下，莫不响震失色”。长史张昭主张“迎曹”，理由是曹操“挟天子以征四方”出师有名，又得荆州水军破孙吴立足之长江天险，此时曹、孙“势力众寡”。这三点理由使孙吴群臣在对曹是“迎”是“拒”上，莫衷一是。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见到孙权，诸葛亮先用激将法，让勃然大怒的孙权增强抗曹的决心，接着提醒孙权对“英雄无所用武”的刘备应正眼相看而联手。诸葛亮还以“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之民附（曹）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来阐述曹操的外强中干，以增强战胜曹军信心。
关键时刻又是鲁肃站了出来。《三国志·鲁肃传》记下了他的一个转圜之举，就是在众说纷纭时“肃独不言”，私下让孙权冷静下来后，将心比心地说“肃可迎操”，那会像刘琮手下降将一样，得到曹操给予的高官厚禄；而将军迎操，则“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夙愿将化为泡影。鉴于“时周瑜受使至鄱阳”，鲁肃“劝（孙权）追召（周）瑜还”。这一妙招彻底改变了孙吴大营对曹方略争论不休的局面。
周瑜到柴桑获悉张昭等人“迎曹”理由后，首先拨开笼罩在曹操脸上华而不实的面纱，直指其4个方面的要害问题：“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北土既未平安”且关西有“后患”，“舍鞍马，仗舟楫”非其所长，“马无藁草”“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因此，周瑜提出“请得精兵三万人”，以拒“治水军八十万众”的曹操，并表示：“保为将军（指孙权）破之。”
听到周瑜发誓后，孙权说：“老贼（指曹操）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于是“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诸葛）亮诣（会见）先主，并力拒曹公”。
《江表传》详细记述了刘备、周瑜相会鄂县樊口缘由和细节：“（刘）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巡）逻吏于水次候望（孙）权军。吏望见（周）瑜船，驰往白（告诉）备。备曰：‘何以知非青徐军（指曹军）耶？’吏对曰：‘以船知之。’备遣人慰劳之。”《资治通鉴》还说“（刘）备乃单舸往见（周）瑜”。
“遣人慰劳”“单舸往见瑜”是孙、刘两军会师鄂县樊口的标志，此举意义重大，迅速扭转了此前双方因势单力薄而对曹惊恐的不利局面，使争夺荆州的胜利天平向孙、刘倾斜。
因此史学家认为，不论赤壁战地在哪，鄂县都是这场深刻改变汉末纷争格局和中国历史走向之战的获胜地。不仅如此，这一会师还成为曹、刘、孙鼎足相争的起点，当然也是孙、刘在荆州你争我夺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