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建国
刘备被孙、曹联手从荆州逐出后，发生了包括夷陵大战在内的一连串事件，直接导致东汉灭亡，拉开三国时代到来的大幕。面对这一历史大转折，孙权作出了从公安来鄂县建都备战的战略决策。
喜悲交织中传来刘备东征警讯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乘大胜之威进驻刘备在荆州的老巢公安，并将其作为孙吴前方大营。在这里孙吴不仅夺回荆州，更为可喜的是吕蒙、陆逊等一批年轻将领，在战火洗礼中茁壮成长。打下公安、南郡后，孙权任命陆逊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让其“径进”西征。陆逊一鼓作气连续拿下宜都、房陵、南乡等郡和秭归等地。至此，除了曹操控制的南阳郡及江夏、上庸部分地点外，孙权拥有了荆州绝大部分地域。
喜不自禁的孙权，还对刘备这个昔日同心拒曹、后多方算计孙吴的盟友进行全面清算。通过朝廷任命，孙权正式取代刘备荆州牧的位置，还把吞并益州时被其羁縻于公安的刘璋表为益州牧，剥夺了刘蜀“跨有荆益”的法理权利，且从道德层面，将刘备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的行为，狠狠羞辱了一番。
真可谓乐极生悲。在汉末风雷激荡的大背景下，孙权很快迎来“一悲一忧”两件大事。
“一悲”是夺回荆州的头号功臣吕蒙突然病逝。对这位战功显赫的爱将，孙权战后予以重奖：“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候，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早就看淡钱财生死的他“固辞金钱，（孙）权不许”。然而就在此时，吕蒙重病消息传开。《三国志·吕蒙传》对孙权倾心救治吕蒙作了详细记载：“封爵未下，会（吕）蒙疾发。”孙权先是将他“迎置内殿”，放在身边直接关照，后“赐千金”延请良医，还“穿壁瞻之”“夜不能寐”。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吕蒙临终交代“所得金宝诸赐尽付府藏”“丧事务约”时，西蜀传来刘备要亲率大军出川报仇这件忧事。
关羽曹操之死引发汉末形势剧变
建安二十四年对于刘备来说是先喜后悲之年。就在与曹操过招大喜过望时，不料刘备苦心经营11年的荆州之地一夜尽失，“跨有荆益、匡扶汉室”战略目标的实现功亏一篑。因此，《三国志·先主传》说“（刘备）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这是吕蒙病逝时从西蜀传来军情警讯的缘由。
恰恰在此关口，又一惊天噩耗降临：指挥南征关羽的曹操返还雒阳后不久驾崩。
叱咤风云战将关羽和一代枭雄曹操相继离世，其后接连发生终结东汉王朝的两件历史大事。
第一件历史大事发生在曹魏许都，直接将苟延残喘的汉献帝逐出历史舞台，拉开三国序幕。
曹丕继位丞相、魏王后，面临一个棘手问题亟待破解：是继续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取而代之？他从父亲一方面谋求封公立国、晋爵魏王，一方面又在《让县自明本志令》等策令公文里，发誓要扭转这一局面。于是，他一上任就推动天下一统进程，为逼汉献帝禅位造势。
据《三国志·文帝纪》记载，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六月辛亥，（曹丕）治兵于东郊，庚午，遂南征（孙权）”。接着向刘备用兵，收复上庸三郡，“蜀将孟达率众降，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
在此前后，孙权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曹操被封魏王、刘备称汉中王后，精明的孙权选择为夺回荆州、壮大自身实力而屈身联曹。除夹击关羽、帮助曹军解樊城之围外，还“遣校尉梁寓奉贡于汉”，把江淮鏖战征皖城俘获的庐江太守朱光等人“遣归”于曹。不仅如此，《魏略》记下了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月，孙权的另一个非同寻常动作：“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即在“称臣”的同时劝曹操取汉称帝。曹操虽然心中大喜，却对属下诙谐地说：“是儿（指孙权）欲踞吾著炉火上耶！”
就在刘备筹备向孙吴报仇时，孙权在公安又接到江淮前线急报：接曹操班的曹丕率军到谯（今安徽亳州），耀武吴疆。反复权衡后，孙权认为备战刘蜀，巩固“荆扬可一”局面是当务之急。孙权把头一年对曹操“遣使奉献”的办法又用在曹丕身上，这一招还真管用，不久曹丕就从江淮撤军了。
有了大胜刘蜀的军威资本和孙吴臣服劝进的实证，曹丕回许都便逼汉献帝禅位，并于建安二十五年十月十三日称帝。
第二件历史大事发生在益州成都。
关羽死后，接连从曹魏传来汉末时局剧变信息，打乱了刘备东征战略部署。《三国志·先主传》记下了刘备应对举措：先是“或传闻汉（献）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接着于建安二十六年四月“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之南”，史称蜀汉。
在汉末家家争当帝王，人人欲为诸侯之际，曹丕称帝只不过做了其父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一把火焚烧了东汉朝廷。刘备紧随其后称帝，本意是想像先祖光武帝刘秀那样“光复汉室”，但从历史结局看，却成为效颦曹丕之举，对东汉倾覆可以说是又烧了一把火。
沉着应对决定择址建都
曹丕、刘备先后称帝，对鼎足相争重要一方的孙吴肯定带来激烈冲击，坐镇公安的孙权被身边劝进呼声所包裹。此时他心里也想称帝建国。统事20余年里，孙权不仅守住了江东基业，而且还夺得战略要地荆州，日益有效管控交州，这些无疑成为他与曹丕、刘备分庭抗礼的资本。
《魏略》记下了孙权此时做的一件事：“（孙）权闻魏文帝（曹丕）受禅而刘备称帝，乃呼问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气何如？”这说明，孙权当时“遂有僭意（称帝想法）”。要实现夙愿，却有一座大山横亘在孙权面前。正如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分析的那样：“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也就是说，孙权既没有曹丕控制汉廷那样的“势强”，又没有刘备号称皇叔带来的“义正”。有自知之明的孙权于是假托察看天象，“而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来说服手下。
即使这样，当想到父亲孙坚在雒阳所获传国玉玺承载的宏大梦想，孙权又绝不可能坐视曹、刘两家瓜分天下而孙吴无所作为。他选择“先卑而后踞之”来应对。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四月，孙权作出暂不称帝，全力抗刘的战略决断。在此基础上，出台“深绝蜀而专事魏”、选择鄂县建都这两大内外兼顾、前后呼应的战略举措。
孙权这一战略抉择可谓是谋定而后动。从曹、刘、孙相互博弈的天下大势看，刘备把出川夺回失地作为重建“跨有荆益”战略基地的头等大事来做，在紧锣密鼓谋划“光复汉室”大计时，一刻也没有停下东征准备，刚登上皇帝宝座就亲自出征。此时孙吴没有任何余地可供选择。暂不称帝、“深绝蜀而专事魏”，就是要全力以赴确保打赢与刘蜀的这场大战。
此时孙权面前还有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需要决断。因为公安紧邻军事要地夷陵，刘备大军突破三峡天然屏障后，要不了多久就能打到这里。如此战略态势下，必须选择一个既能避开刘蜀兵锋，又能尽量靠前指挥、保障前后方兵马物资调度的战略之地。非常难得的是，孙权走这步棋时与择址建都通盘考虑、一并进行，就是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暂不称帝中蓄势以待。夷陵大战结局充分证明，孙权这一战略决策的精明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