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帷幄定都武昌(中)——“夷陵大捷”孙吴武昌建都的“礼花”简析之八

信息来源:鄂州政府网 日期:2022-09-14 语音:播放

  □ 夏建国

  鄂县之所以能成为孙权择址建都的首选之地,这是其审时度势、深谋远虑的结果。20多年竞逐长江的经历,让他发现这座江南古城具有实现宏伟抱负的综合优势。

  鄂县正是这样一个战略要地

  尽管通过屈尊降贵来“深绝蜀而专事魏”,初步形成联魏拒蜀的态势,但孙权心里明白,这不可能长久。吴蜀夷陵开战后,曹魏会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样,说不定什么时候突然出来咬孙吴一口,不得不提前防范。因此,这个建都之地必须能够兼顾长江上中游刘蜀、中下游曹魏两个方向的战争指挥调度及战略物资汇集供应等需求。鄂县正是这样一个战略要地。

  对于鄂县和后来武昌在孙吴竞逐长江中的重要作用,东晋史学家干宝和清代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分别有点评。

  干宝《晋纪》记述了吴甘露元年,刚取代曹魏的司马昭与孙吴使臣纪陟之间的一番对话——司马昭问:“吴之戍备几何?”纪陟答:“自西陵以至江都(孙吴地域),五千七百里。”又问:“道里甚远,难为坚固?”答曰:“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对此作了分析:“所谓险要必争之地者,不过江陵、武昌、襄阳、九江……守江陵可以开蜀道,守襄阳可以援川陕,守武昌、九江可以蔽全吴。”在《湖广方舆纪要序》里,他进一步点评武昌之于孙吴的战略重要性:“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也。”

  干宝记述的事虽然发生在三国后期,但孙吴管辖范围和军事部署方略,可以说正是孙权平定荆州、建都武昌时形成的,并由此成为开启三国时代的重要一方。顾祖禹1400多年后对武昌战略地位的评述,是站在历史高度精心研究的结果。两位大家的记述评点,从军事地理和地缘战略上,论证了孙权选择鄂县建都的正确性。其后的历史进程,证明武昌具有“左控肥庐,右连襄汉,扞 御上流,西藩建康(孙吴皇宫,指代建业)”的战略地位。

  除此之外,鄂县地处江南鱼米之乡,境内江河湖泊纵横,又有悠久铜铁开采冶炼历史,这对孙吴来说,不仅具有粮草、兵器供给优势,而且方便水军操练和运输往来。事实上,在赤壁之战前后,孙权在柴桑设军事大营,将鄂县樊口作为孙、刘联军会师出征地,在西塞山、散花洲设要塞和后勤军事基地,还有司马光《资治通鉴》“既城石头又城武昌,此吴人保江之根本也”的评论,这些进一步印证了干宝、顾祖禹记述评点的精当。

  东鄂故地历史底蕴厚重

  因劝学“吴下阿蒙”而扬名的孙权,对鄂县这座底蕴厚重的古城历史自然有一定了解,这是他选择鄂县建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次来到鄂县,孙权发现此地有不少与“鄂”和“樊”有关的名称。与“鄂”相关的有鄂王、鄂王城、鄂君、鄂邑、鄂渚、东鄂、鄂县等。与“樊”相关的除了孙、刘联军会师的樊口,还有其东边的樊山、西南面的樊湖和经过樊口入江的樊川(现名长港)。

  熟读司马迁《史记》的孙权,知道《楚世家》里有一段鄂县历史记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 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深入探析《史记》和《路史》,便会发现其记载涉及鄂县古代三段历史,即古樊国传说、东鄂发展到樊地史、樊楚的来历。

  古鄂国起源十分久远。殷商末年,鄂侯与西伯姬昌、九侯并列为三公,春秋中后期,鄂国由黄河流域的山西乡宁,逐渐迁移到汉水流域的河南南阳、湖北随州,史称西鄂。后来又迁移至长江中游的樊地并发展壮大,鄂侯驭方得以公开与周王室分庭抗礼。周厉王举全国之力讨伐,鄂国被灭。《晋书·地理志》将这段历史以“故东鄂也”来概括。湖北省简称“鄂”由此而来。

  鄂县第三段历史开始于周夷王七年(公元前879年),楚君熊渠来到东鄂,以“不服周”而封中子熊红为鄂王、筑鄂王城。因古樊国的原因,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认定“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旧樊楚地”,与“荆楚”相对应。

  鄂县作为东鄂故地,樊楚王城的历史根基及其蕴含的好兆头,在孙权择址建都时无疑增添了重要砝码。

  争衡天下的超然福地

  孙吴要真正能与曹、刘鼎足而立,还必须有效融合淮泗、江东这两股帮其打天下的主要力量,这也是孙权择址建都时没有回江东已建有石头城的建业,决定来鄂县的深层次考虑。

  提起孙吴倚重的这两股力量,就要从东汉后期世家大族政治勃兴,以及孙坚父子乱世起于寒微说起。

  两汉儒学成为社会正统之后,经过察举征辟制,世家大族政治日益火热,士庶之争、门第之见越来越严重,家庭出生和身份差异成为影响仕途及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孙坚虽然自诩有孙武后裔光环,但其父孙钟毕竟“以种瓜自业”。所以,陈寿在《三国志》里说孙坚是“孤微发迹”。即使后来他在乱世中当上了长沙郡太守、晋爵乌程侯,但在世家大族出生的王睿心里,还是“以(孙)坚武官”而“言颇轻之”。当有了报复机会,孙权就对看不起他的人毫不客气,荆州牧王睿就是这样被杀的。

  孙策接班起步时面临与父亲同样的问题。占据江东时,他首先杀了轻视自己的庐江太守陆康,接着对“不从命”势力实施强力控制。从这个角度看,孙策之死不仅仅是一次单纯个人复仇刺杀行为,也集中反映了江东世家大族对孙吴的敌视抵抗。孙权临危受命后,出现部分官员反叛等,有很大一部分是孙策留下的后遗症。因为“不从命”官员多是遭到镇压威胁的江东士族,起事山越或多或少受世家大族鼓动扶持,于是孙权不得不采取与其兄不同的控制江东政策。

  第一个举措是将强力镇压改为剿抚并用、恩威并施,很快扭转“水里按葫芦”的被动局面。

  第二个举措是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家庭寒微的孙坚、孙策在外闯出一片天地时,靠的是淮泗地区文人武将,比如孙策临终托孤的张昭、张 纮,孙权统事后为他定下“竞长江所极”“建号帝王”大计的鲁肃,赤壁之战的领军将领周瑜、程普,智夺江陵、公安的吕蒙,都是淮泗精英。孙权广招人才目的之一,就是要吸纳江东世家大族中的名士为孙吴所用。剖析孙权对陆逊的重用,便可见其心机。陆逊出生在江东吴郡顾、陆、朱、张四大家族之中,其从祖还是被孙策所杀的庐江太守陆康。他21岁被召到官署做幕僚,见其优秀有潜质,孙权放下历史恩怨,把哥哥孙策之女嫁给了他,后来论功行赏对其重用。这充分体现了孙吴与江东世家大族的融合,使其变成协助孙吴完成“建号帝王”大业的有生力量。

  第三个举措是竞逐长江,由江东向大江中上游挺进。此举获得一箭多雕的效应,不仅加快了“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进程,而且在为淮泗精英开辟建功立业更广阔舞台的同时,有效避免其在江东与当地世家士人之间的矛盾,由此大大缓解江东士族对孙吴政权的猜疑抵触,为他们参与孙吴政治军事提供了大量机会。

  既然此前采取的三大举措成效卓著,孙权觉得应该再接再厉,在长江中上游选择一个能够与曹、刘大展身手的地方,使淮泗精英与江东士族进一步融合发展,为“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鄂县作为长江上中游军事要地和人文古城,正是实现这一战略想法不可多得的福地,选择鄂县建都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了。

扫一扫在手机上查看当前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