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建国
由于来鄂县前经过了周密谋划，加上蜀军来袭在即，所以，一踏进这座江南古城，孙权便改名筑城。
“以武而昌”为都城定名
对于孙权来鄂县的前后之事，《三国志·吴主传》作了简明记载：“（魏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
为什么孙权来鄂县做的第一件事，是以“武昌”作为新县名和新郡名？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君主和有志之人往往通过易地名、更年号、换名字或自号，来表达其政治抱负和人生追求。此前孙权就曾以筑城易名，显现其鸿鹄之志。
据《三国志·文帝纪》载，曹丕受禅称帝后，为了彰显其丰功伟绩和宏伟愿景而改名：魏黄初二年春正月，他取“汉亡于许，魏基昌于许”之意，改许县为许昌县。三个月后，孙权虽然像卧薪尝胆的勾践那样对曹屈身而来到鄂县，但在独尊儒术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他，熟知《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一名言。于是，建都伊始，他就用特殊方式来表达其真实志向追求，同样以“昌”字作为新都、新郡名，将古城改名武昌。
细论起来，曹丕和孙权的改名之举不仅有惊人相似之处，而且对两地历史影响有异曲同工之妙。许昌古为许国，武昌西周时为鄂国，均为周的诸侯国。战国时先后为楚国所据，秦统一天下分别为许县、鄂县。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从雒阳迁于许县，孙策兄弟于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在鄂县西征黄祖，由此这两座古城在汉末大乱中重新走上历史前台。20多年后，曹丕、孙权分别在改名后的许昌、武昌称帝。非常有意思的是，登基不久，两人分别迁都雒阳和建业。
如今，许昌和鄂州（古武昌）都因这段辉煌历史，被命名为中国三国文化之乡。
依江临湖修筑武昌城
《三国志·吴主传》记录，孙权为武备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八月，城武昌”。之所以抓紧做这件事，无非有战略和战术两方面原因。
宋元史学家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所说的“（孙权）既城石头，又城武昌，此吴人保江之根本也”，就是从战略层面考证孙权临战迅疾修筑武昌城的缘由。事实上，“吴下对”战略就包括积极进取方面的“竞长江所极”，也包括积极防御方面的“限江自保”。尽管因多种原因使孙吴自夷陵战后在“竞长江所极”上止步不前，但在“限江自保”上则一以贯之，不曾松懈。这是作为三国后起之秀的吴国，立国时间长于曹、刘并最后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段历史充分说明了武昌和武昌城，在孙吴“限江自保”中的重要战略作用。
从战术层面上看，此时抓紧修筑武昌城，既有防范刘蜀大军来袭的必要性，也与鄂县城残破狭小、功能缺失，无法承担都城发展需要有关。
根据《史记》记载，鄂县筑城历史起码可追溯到周夷王七年（公元前879），楚熊红所筑鄂王城。大约到了秦汉时，鄂县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逐渐北移到了樊山附近，加上从鄂王城到鄂君邑、鄂县城的演变，鄂县所辖地域慢慢缩小。
那么，孙权是如何修筑武昌城的呢？
按其为这座新都的定名，此城规划建设自然围绕“武”和“昌”来展开，既满足孙吴武备生存、“限江自保”的需要，又考虑都城昌盛发展的需要。
“襟江抱湖枕名山”，点出了这座孙吴都城与“武”和“昌”密切相关的三大核心要素：江、湖、山。
武昌城怀抱的南浦，为城南汇入长江的支流水域和湖泊。从武备上看，这里有操练水军的辽阔水面和通江达海的交通优势。从孙吴昌盛发展上看，这里是江南鱼米之乡、铜铁冶炼古城，物产丰饶。
武昌城头枕的樊山为幕阜山余脉，经铁山、白雉山、葛山一路而北，在樊湖和长江交汇处戛然而止。山脚下东面坡岗徐缓，既江湖相伴，又与东端虎头山高地相连，正是立城建都的好地方。这也是灌婴、孙权先后选择这里修筑城池的原因。
樊山西北为樊湖出江之口的樊口。清代马征麟所著军事地理巨著《长江图说》这样描述此地之独特：“汇湖泽以百计，周数百里皆以武昌樊山一口为吐纳。”这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孙权定都鄂县前后就在此设樊山戍，后来唐、南唐、宋、明先后建樊山寨，置樊山砦，安大本营，设巡检司，“皆重其地也”。
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孙权受封吴王，因武昌城于当年竣工，所以被俗称为吴王城。王象之《舆地纪胜》云“吴王城，在武昌东，周四百八十步”。经南京大学考古队勘察，此城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500米，北城垣紧邻长江，南城壕塘连通洋澜湖，与史志记述基本相符。
多重解读“武昌”之意
尽管同用“昌”字为古城改名，作为以仲谋为字的孙权为寄托心中梦想还使出了新招数，即在新县名“昌”字前换了一个“武”字。这其中的说法有多样，主要可归纳为取“以武而昌”之意改名和“以武昌山命名”两方面。
“以武而昌”字面意思，就是凭借武力使吴国繁荣昌盛，这一解析突出了“武”的作用，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特征和此时孙权的追求。
孙权到鄂县，马上通过将都城之名定为“武昌”来表达其志向追求，一年后，又建年号“黄武”，变换花样以示不尊曹魏正朔、不屑刘蜀称帝。因为孙权所选的这个年号，既有刘备年号里的“武”字，又有曹丕年号里的“黄”字。对于孙权定的年号，宋元史学家胡三省解读为：“吴改元黄武，亦以五德之运承汉为土德也。”
再从争衡天下的角度来回味孙权“以武而昌”含义，既然孙吴没有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强势基础，又没有刘蜀以汉室宗亲自居的夺目地位，那就唯有“以武而昌”来鼎立天下。还有一个历史细节很少人注意，面对刘备来袭，孙权向诸将下达“武备令”，这也与“以武而昌”之意吻合。
“武昌山命名说”流传甚久，根据相关方志和民间传说，又可细分为“先有武昌山后有武昌县名”“山和县同时易名”“山因县定名”三种说法。
武昌山位于湖北鄂州太和镇谢埠一带。清代三修《武昌县志》均载：“武昌山，在县南一百五十里（也作一百三十里），高百丈，周八十里。山在谢埠之南，山属（武昌县）灵溪乡。”
关于武昌县“因山而名”的史料，现可查证的是清《武昌县志》：“《武昌土俗编》以为今县名疑因山以得之。”其依据的北宋武昌知县薛季宣所著《武昌土俗编》，上承晋人史荃的《武昌记》，且对武昌县历史地理记述更为具体，此后的很多实录地记都源自该书。
《武昌县志》关于武昌山名还有一说：“旧云孙权都鄂，易名武昌，取‘以武而昌’，故因名山。”这一记述，既可以认为武昌山因县得名，也可判断为武昌县和武昌山同时改名。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以武而昌”源于先秦古籍《孔子家语·六本》：“汤武以谔谔而昌，桀纣以唯唯而亡。”这段古训是说：商汤、周武王以允许谔谔直言而昌，夏桀、商纣王以只许唯唯诺诺而亡。古训第一句话的词语结构与“以武而昌”极为相近，所包含的意思更为丰富。这样看来，其“以武而昌”就有了使周武王、孙武所开创伟业更加昌盛的意思。
无论“武昌”之名出自何处，孙权取“以武而昌”之意为新都定名，最关键的一点是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这里面饱含了孙权面对波诡云谲时势的自警自励，颇有将“以武而昌”追求乞灵于天、昭告于世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