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昕/文 袁谟浩/图
北宋以来，地处国家中心腹地的武昌县，经历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历史阶段。靖康之变完全改变了这种形势，武昌从腹地到边关，武昌由县升军，隶属从鄂州到江州。这种在朝廷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和隶属变化，实则是当时严重边患的一种被动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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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金兵不断向南袭扰，兵锋所指已经直抵长江中游北岸。风雨欲来的武昌县城，陷入深深的战争恐慌之中。
危难之际，薛季宣出任南宋鄂州武昌县令，他凭其二伯父薛昌言恩荫入仕，这在宋代算是常规操作，属于正常的入仕途径。但对于处在抗金前沿的武昌县令，26岁的年纪确实显得过于稚嫩。“季宣年甚少，部使者难之。季宣曰：县所难治者，在下难而上不知。操切之急，愈益难尔。知其难，愿少宽，得自效。部使者喜，许之，乃以便利为废置，严而不残，密而不碎。”上任前，吏部官员考虑到薛季宣年轻也有点放心不下，有意考考他。薛季宣表现得沉稳老练、从容不迫。应对吏部使者的提问，他对答回应自如，体现了胸有成竹的良好状态，不仅打消了吏部使者的疑虑，还得到更多、更灵活的授权。
薛季宣到任后，积极防备金兵南下，身体力行安定人心，并积极建言朝廷在武昌县戍兵备战。
南宋时的武昌属江南道，武昌对面江北的黄州、蕲州属淮南道。当时金兵频繁袭扰蕲州、黄州，江、淮诸官均遣回眷属，系马于庭，随时准备弃城逃命。“江、淮仕者闻金兵且至，皆预遣其奴而系马于庭以待。季宣独留家，与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与汝偕死。民亦自奋”。唯有薛季宣独自留下家眷，并向准备南逃的武昌士民公开承诺，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若有危急，我与你们同赴生死，表现出与金兵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他带领官兵实地察看地形，布置防御，“三分其众，更壁县下。二总首帅轻舟守安乐口、白鹿矶。且乞师于枢密使汪澈，得甲三百，舰船十艘，气声张甚”。士民看到县令的决心和周密的布防，气势大涨。江、淮士民闻讯后，纷纷从江北渡江来投，一时间北边流民蜂拥至武昌县数千户超万人。不久，袭至黄州的金兵见江南的武昌城戒备森严，不敢轻举妄动，随后悄然退兵。
薛季宣在《行戍西山》写道：“帝驱防虎旧江州，旅卜僧坊计少休。避暑有宫留不暇，游山算却是山游。”在他的感召下，武昌士民群情振奋，自发参加抗金队伍，在西山和沿江修筑工事，誓与武昌共存亡。
南宋武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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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化险为夷的经历，不仅让武昌士民在抵抗金兵的过程中士气大增，也让年轻的薛季宣在武昌县令的位置上开了个好头。然而此时的薛季宣清醒地对武昌安危保持着深深忧患。《浪语集》中收录的系列请戍文札，就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
《上成马帅论屯军》的札子中说：“武昌，古鄂县也，其地四达，襟带江淮，许、蔡、申、陈相望五百里而近，绝江以北，莫捷此途，袭以轻兵，信宿可至，以斯谋许，诚无难矣。汉祚移而鼎国分，武昌密迩于魏鄙，建业之徙，端在于斯。今之江南，旧为吴地，以钱塘为都邑，则衢、信、洪、抚为之冲。向来金人南牧之兵掩自武昌南渡，是时鄂州兵十三万，闻而蹑之，已不能及。自县之西，有马桥湖四十里，武昌有变，救之实难。北望黄州，去淮才四百里，淮流可涉，绝无关津。毁拆黄民之居以为牌筏，顺流而下，不劳舟楫而通。”“东晋之世，陶侃都督江南，其治在于武昌。足以明其险要。”因此，“某官按行边徼，在所当言，某备数长官，不敢不告，僭越之罪，死不敢逃，留军以屯”。
《论屯戍》中则建议宿兵武昌，分军江北而屯之：“夏口古虽控扼，然已缓于武昌。武昌乃吴建都，而王敦、陶侃、温峤、庾亮之所为督府者。其地襟带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庐淝，右连襄汉，陈、许、蒋、蔡倚其后，洪、抚、衢、信当其前，南北二途，有如绳直，自淮徂浙，不能二十余舍，胡人南牧，尝出此以袭豫章，千里江淮，信宿而至，鄂虽有众，不复可追。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元龟也。武昌、夏口尚有一湖之限，黄州南渡，斯须而至武昌，筏黄之庐，奚假舟楫，纵吾军蹑其后击，适致敌人于死地。”“沙口出于阳罗，实为江汉之会。阳罗在黄西数十里，旧为榷场捷径，蔡之新息，道分为二而南，黄与阳罗正当其会。乱江而渡，武昌居两道之冲。宿兵武昌，舣舟樊港，放求古迹，分军江北而屯之，以守则坚，以攻则速。”
《与汪参政明远论屯戍》中有云：“万一虏以万人侵犯安陆，则我军与之相持，别军取仵落之舟，粮道可以兼得，顺流南略，则武昌、夏口为可深忧。不知行府可以先成侯之来为区处否？至于黄州一路，去岁申禀已详，更乞钧慈俯赐照察。干冒僭越，不胜战战栗栗。”
《上汤相论边事》建议：“长江之险，以人为固，今我兵力单弱，进战则无守御之备，万一事出意表，可为寒心。尝论沿江之民，习于舟楫之利，如能蠲其徭役，使水手自为团结，立之部伍，假以舟船，以时隶习而无害其农功。使之稍识旗鼓，专保乡社，守之勿懈，则数万之众可以不费粮饷而集，异时兼正兵而用，亦守江之一助也。然此非廉干之吏，少假事权，久任责成，不能办也。不然徒为文具，扰而无益，行之不如其已，伏乞钧照。”
《浪语集》中论及在武昌屯军必要性的文札还有很多。如《吴太皇帝庙迁造记》，记载了当时湖北路招抚使奏请朝廷在武昌戍军的请求，实则也是薛季宣自己的心思：“今皇帝即位之始年，制诏中书枢密，以太尉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成闵为京西湖北路招抚使，但择地形便，置镇戍守。太尉臣闵奏：武昌，吴孙氏都会，际江中流，居光、蔡之冲，实为江浙外蔽。地饶水草，便于输运，宿兵当有根据，臣谓出师戍之宜。游奕军统制军马臣王公述世将家，沈鸷有方略，可任以重，请以其军先事戍武昌。”在《巴口相地作大军仓》中，薛季宣还清楚述说了落实朝廷戍兵武昌的具体行动：“南浦纵兰桡，打头清旦风。鸟飞图障远,人皱 縠 纹中。衔尾过千柁，頩 颜无万丛。端愁少 槃瓠，生子亦群戎。”
即使后来薛季宣离开武昌到朝廷管事，特别是升大理正奉命巡视淮西期间，还在《上殿札子二》《召对札子二》等多篇文札中，提到在武昌屯戍军队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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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众多文札中的陈述和请求，说明当时的武昌县边患形势危急，在武昌大规模戍军已是大势所趋。综合《寿昌乘》记载，南宋早期和中期，朝廷陆续增加在武昌驻军，到南宋晚期，寿昌军（武昌县）沿江已驻扎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包括防江水军一千八百二十六人。
防江水军寨，在郡东吴王城及樊口两处，见管寨屋一千五百三十间；飞虎军一千人。飞虎军寨，在郡东吴王城，见管寨屋八百六十四间；雄淮义士左右两军三千人。义士左军寨，在城西（樊口），见管寨屋七百一十间。右军寨，在三江口，屋八百一十五间；忠义军，即 黃袍夫，本名义勇卫，額 二千人。对岸有警则唤集，防拓江隘，守卫乡井，白湖寨，在郡西七十里；厢军三百人，土军。充白湖巡检司警捕使唤。境内军队配战舰九十六只，槽底船五十八只，各种戍器若干。
同时，在武昌境内沿江建烽候二十二所。郡宿重屯为对垒声援，而上下流悉，恃以应接，少有警急则候狼烽，驰羽檄其机，迅速间不容遂讵。分别在望楼、樊山、下芦洲、上芦洲、马桥囗、沈家 塆、黄子碳、吕家罗、火炉山、槲林矶、白鹿矶、白湖山，自郡治西至江夏县界一百一十里共十二所。金紫矶、鸭塘、燕矶、安乐矶、碎石矶、西炉矶、打石山、仓步矶、陡石、石家坊，自郡治东至兴国大冶界九十里共十所。
在武昌境内设隘口五处。置 遞（递）铺十二处。分别为军门铺、芦洲腰铺、芦洲正铺、马桥铺、梅城铺、华容铺、陆家铺、柘桥铺、右八铺各相距十里，西入江夏县界。三里铺、十里铺、右二铺，东南入大冶县界十里。
薛季宣所处的南宋初期，因为驻军大量增加，武昌县各种涉军事务繁多，地方州县已经难于应付。随着南宋与金的攻防拉锯形势变化，1221年，朝廷设武昌军，领武昌县，“以节制本军屯戍”。后因与上游鄂州武昌军重名，次年改为寿昌军，仍领武昌县，从隶属鄂州改属江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