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昕
盗贼袭扰百姓是南宋初期武昌县的一大显患，修保伍法治盗是薛季宣的一大创举，也是宋史记载薛季宣在任武昌县令时的重要宦绩。《浪语集》中的治盗文札，对南宋初期武昌县盗贼猖獗的形成原因、现实危害和治理措施都有详细讨论，对实施保伍法治盗有系统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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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时局剧变，武昌县边患危急，朝廷置大军于武昌屯戍，县域南北遍布军垦屯田，流民因此大量增加。
流民为生计所迫，盗贼大量滋生，危害极其严重。《论贼盗》里记载：“某到官之初，盗贼尚未止息。顾巡尉皆在邑，缓急知之已难，况又无人，莫可追捕。姑令团聚保伍，少为提防，虽寇盗稍衰，而邻邑多受其弊。”
《患盗》诗中写道：“盗赏自孤卿，布亡由令尹。政刃可同形，杀人在同殒。吾非古之徒，处世良不尽。仁义一蘧庐，身心两矛盾。坐使邑中民，嗷嗷困饥窘。劫质与穿窬，公行载归稇。道路视秦越，对此独何忍。刑徳叹谁施，茫洋空内悯。仲尼有佳对，为发一笑辴。”
武昌盗贼滋生的原因，薛季宣在多篇文札中直言不讳，《论贼盗》中坦言：“究其所以，乃戍兵营田期间，不逞之民托名佃户，为之渊薮，豪夺成风，挟军为奸，县不得制。承平无事，尚尔纵横，过此以还，恐为害有不可胜言者。”
《上张魏公书》分析了盗贼滋生的直接原因：“窃尝论天下之忧莫深于外侮，而患或起于内讧。何谓外侮，戎狄是也。何谓内讧，贼盗是也。内讧不作，国家无间，外侮虽甚，犹可为也。外侮之来，内讧复起，虽有智者，不能为谋。故为国之深谋，在于常虞戎狄之患，除治盗贼，使不至于内讧而已。国无内患，专意于敌，外侮虽至，则吾有以待之。今夫戎狄之忧，天下之通忧也，是故并虑以思，合谋而动，除戎器，戒不虞，警军刑，固罗落，敌虽强大，夫何为哉。盗贼之兴生于微细，偷不已而至于暴，小不制而至于大，浸浸不绝，将成痈疽。”
《论营田》中分析：“退思营田部吏豪横之迹，为民显患，州县犹无得而制，则虽置尉无益。以为营田不罢，不可以立尉司。盖县不能统营田，则其为盗贼渊薮自若。”
对于盗贼横行乡里的现实危害，在《上诸司论金牛置尉札子》中写道：“近岁以人烟稍盛而无官府，遂至盗贼充斥，不住作祸，巡尉声迹相远，无缘败获，数邑界内，民不安处。”《谕保伍文》更详细告示：“惟绍兴二十有七年，盗生自鄂邑，剽杀人于昼，涂炭延于军市，民莫适莫居。守侯博爱以其仁，惟死刑非杀，寇曹昌炽，爰假力于屯兵，荼毒元灵，是浮凶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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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薛季宣看来，戍兵营田、挟军为奸是当时武昌盗贼横行的根本原因。施保伍法治盗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是堵住流民遍布、盗贼滋生的源头，建立实施治理的机构。
治盗必须切实解决好屯田和营田过程中流民滋生、盗贼寄迹、县不敢问等根本问题，努力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大军宿州县，客主不相能，多斗暴，季宣曲尽其欢心，以事至者，必微见曲直，而明假借之，乃皆大服”。
解决“县不得制”的问题。《浪语集》里有多篇请求在南乡金牛置蔚设官的札子。《论贼盗》中提出：“某窃见本县弓兵之额，旧管八十余人，兵火以来，才及强半。苟分此数，就招南乡之民，置尉金牛，俾兼本镇烟火公事，则村民有所赴诉，南乡为有官司，所费既不甚多，可不烦民而办，庶几人知畏惮，政道可行，民得少安，亦销盗之一术也。自非大御持节本道，难以申明，故某不避严诛，敢有所请。建明置尉以安百里之民，使盗贼不至公行，则执事之赐也。”
在《上诸司论金牛置尉札子》中请求：“契勘本县金牛、马迹、灵溪、贤庾、符石五乡，在本县南。隔绝大冶县界一百三十余里，阻水带湖，东北抵永兴、大冶县界，西南江夏咸宁县界，直南接连洪州、分宁等县，幅员凡数百里，居数路之冲，商旅往来最为径便。近岁以人烟稍盛而无官府，遂至盗贼充斥，不住作祸，巡尉声迹相远，无缘败获，数邑界内，民不安处。”“若分本县弓手之额，招三十名，创置南尉一员，兼监本镇酒务、盗贼、烟火公事，非惟可以整葺镇市，遂可弹压南乡盗贼，利害甚明。欲乞钧慈详酌建置，使千里之民，自此得以安迹。而数州界内，盗贼自此遂当衰息，委是公私两便，乞赐施行。”
《论营田》甚至对于解决营田和南乡置蔚问题的顺序，也提出了明确建议：“某昨者，伏遇行台循问及境，思有所献，而不敢越其职分，辄请金牛置尉以销南乡之盗，纵论及于营田，仰荷采纳，不以为过。退思营田部吏豪横之迹，为民显患，州县犹无得而制，则虽置尉无益。以为营田不罢，不可以立尉司。盖县不能统营田，则其为盗贼渊薮自若。营田幸罢，然后尉职可修，军罢而归，置尉乃为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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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季宣修保伍法，以五户为保，二保为甲，六甲为队。不以乡为限，因地形便合为总，设总首副总首管理。官、士、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输财供总之小用。诸总必有圃以习射，有旗帜以区别。平时训练许以比武角胜负，优胜有赏，死者赠给棺材，免其家三年赋役。同时于乡置楼，盗发伐鼓，举烽相号召，瞬息遍百里。
《谕保伍文》明示：“逮三十年既三祀，生肇命行鄂长，仍革新贯，政厥纪纲，始共命于泰皇，定民联于保伍，井闾骇愕，惧弗溃于成。惟七月，生肃众于庭，越以诚告。”
保伍法是薛季宣对战争重压下武昌县盗寇横行所下的一剂“猛药”。基础还是北宋王安石变法推行保甲制度的那一套，但加进了很多狠招、实招，比如以队设总，总必有圃以习射，官、士、富族皆附保且输财供总小用，甚至训练比武不论生死等。
薛季宣亲自在县城开“正己堂”，相当于武备培训学校。“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今亦阔矣。王君洎走之为此，盖将发政于弓兵，联保伍之民游于此，学于此，阅习于此，以自成于此。”这些措施对于治理盗寇显患，发动民众参与，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保伍法在南宋抗金边区得到大力推广，成为薛季宣治武昌县的一大标志性宦绩，为历史所肯定。
尽管保伍法中的一些做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并不足取，但不应忽视其中的多重积极意义。首先是突出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不管是自治还是联防，在诸如选总首、纳财粮、管训练、治盗寇等具体问题上，都由群众自行决定、自我管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潜能被充分释放，官府既减轻了负担，又解决了问题。
其次是基层治盗网络得到完善。打破基层区划阻隔，不受乡里体制限制，不留治盗网络盲区，不给盗寇活动空间，不准乡邻互相驱赶，真正扎紧治盗“篱笆”，就地解决盗寇为祸问题。
再次是官府制定办法，谕告民众，主动置尉，并通过组织训练、比武、评比、奖罚，很快把保伍法的实施拿在手上。
最后，保伍法在加强民间武备、倡导尚武乡风方面，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武昌南乡尚武的文化传统至今仍然有很充分的体现，有的地方甚至已经化风成俗，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烙印。
当今，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仍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点领域。完善基层治安防控体系，又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基层自治、区域联防仍是基层治安防控体系的基本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保伍法中一些积极合理的办法，至今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