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昕

　　《浪语集》诗文形成在南宋初年，其中出现的武昌地名众多。这些地名出自南宋初年武昌县令笔下，对于研究武昌县内的沿革变迁，自然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说服力。

　　《浪语集》诗文中的地名，有很多至今依然沿用，如樊山、樊口、蘆洲（芦洲）、燕磯（燕矶）、馬橋（马桥）、華容（华容）、三江口、白鹿矶、白湖山等，每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背后，都有其深厚的历史底蕴。《浪语集》诗文中的地名，也有的已经变化，或弃用，或变迁，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梅城铺、安欒磯（安乐矶）、三里铺、十里铺。

　　然而，在《浪语集》诗文里出现的有些地名背后，隐含着鄂州内部历史变迁的蛛丝马迹。

　　马桥湖——

　　鄂州自古为长江中游南岸重要的渚水汇泽，境内湖泊古今巨变。毫不夸张地说，鄂州数千年发展变化的历史，也是一部境内湖泊的水陆变迁历史。

　　南宋武昌境内的湖泊形态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浪语集》里具体提及武昌县西南部的湖有鄂渚、樊渚，如《鄂墟赋》：“鄂渚潦乎其前，樊山峙乎其北。”《诚台雪望怀子都五首》之一里：“白也今良嗣，千年璧一双。文思泉漱石,色照月明窗。朴樕空樊渚,飘零远汉江。”在《上成马帅论屯军中》有如下描述：“自县之西，有马桥湖四十里，武昌有变，救之实难。”在南宋时期薛季宣的笔下，被称为马桥湖的地方，应该就是今天的梁子湖临江湖面。

　　武昌自古江湖相接，百湖汇聚。历史上从北宋开始，朝廷主导治理江湖，武昌上下游各地都官修江堤，唯有武昌樊渚被视为渚水汇泽，必须保持江湖畅通。所以，南宋时的樊口至黄柏山之间隔湖阻水，江湖一片，水面宽度约四十里，如《论屯戍》中描述：“武昌、夏口尚有一湖之限，黄州南渡，斯须而至武昌。”意思是黄州、武昌之间的江面，远不及樊口、黄柏山之间水面宽阔。所以“武昌有变，救之实难”。

　　明代中晚期，武昌沿湖地区人口大量增加，因生存所迫，民间自发兴修黄柏山堤。据《粑铺大堤志》记载，肇修粑铺大堤时堤线在今天的马桥、王埠一线，马桥正是湖西岗岭伸入湖中的岸咀之尖，南宋为东西渡湖的码头、商埠，又称马桥口、马桥渡、马桥铺，更早还是马桥驿。《浪语集》里记载的马桥湖，告诉我们宋代把这片湖泊称为马桥湖。

　　至于鄂渚、樊渚所指，范围显然比马桥湖更大，而且所指的时间也明显不同。传说鄂渚上自西凉湖、斧头湖接长江，中汇幕阜山西北径流成大泽，下经樊口入江，为赤壁至樊口的另一条江流通道。这种说法现在难以证实，但早期历史地理文献、文学作品中的鄂渚，确实包括江夏、咸宁、嘉鱼、赤壁等地的湖泊水面。或者换一种说法，鄂渚晚至秦朝，仍是秦鄂县境内的统一大泽。而宋代所称樊渚，则清楚指向鄂渚下游集中汇于樊口通江的湖泊，也就是明代以后所称的大梁子湖。

　　西乡洪道——

　　《诏书屯田湖北》中有句：“诏书屯田湖北，相土西乡，属暑雨中，旬转入洪道。时雨初霁，溪山葱泚如在缙云荆坑道中，子规之声相闻属道。沐雨驱车涉败桥，平原渺漫涨江潮。华容葭苇凭谁燎，赤壁艨艟徒自烧。一路规啼情悄悄，九皋鹤唳思摇摇。道东直指松门去，酷似故乡归路遥。”

　　《浪语集》里还有很多篇章提到洪道，这应该很明确说明，洪道乡南宋以前就已是武昌传统九乡当中的一乡；去洪道“涉败桥”，“道东直指松门去”，败桥在武昌县城东南五丈湖接南湖处，说明洪道乡在城东南；至于称洪道为西乡，《浪语集》中远不是一次两次，如《论贼盗》记述：“本县九乡遂分为二，故县有西乡，有南乡。”显然，这并不是偶然的表述之误，而是宋代对武昌方位的表述习惯之误。

　　羊澜——

　　《劝农出郊》诗云：“漫驱戎马说农郊，不见田畴见白茅。洪道晓晴明水底，羊澜春涨长林梢。”

　　这首诗中的“羊澜”明显指洋澜湖，洋澜湖古称南浦，后称南湖，再后来也叫长湖、洋漫湖，最后统一被洋澜湖取代。关于洋澜湖的叫法成于何时？指代何意？源于何处？至今众说纷纭。《洋澜湖志》甚至说洋澜湖之名来源于清代武昌县令吕贲恒捐修的洋澜寺。薛季宣笔下的羊澜春涨，说明洋澜湖之名至少在宋代就已存在，比《洋澜湖志》记载的洋澜湖之名来源至少早500年。

　　南部五乡——

　　《上诸司论金牛置尉札子》记载：契勘本县金牛、马迹、灵溪、贤庾、符石五乡，在本县南。隔绝大冶县界一百三十余里，阻水带湖，东北抵永兴、大冶县界，西南江夏咸宁县界，直南接连洪州、分宁等县，幅员凡数百里，居数路之冲。

　　又在《论贼盗》记载：本县九乡遂分为二，故县有西乡，有南乡。南乡壤地最广，当本县三分之二。隔越大冶县界百有余里，有金牛镇，居南五乡之会，建炎之后，废不置官。其地盖古绿林，西接江夏之新市，西北湖水，南抵武宁，其东永兴，相去极远。

　　这两段记载对南宋武昌南部五乡说明了很多问题，一是在南宋前，武昌县有九乡，南部集中了金牛、马迹、灵溪、贤庾、符石五乡，且壤地最广，当本县三分之二。二是金牛曾经为乡，且居南五乡之会，境内有金牛镇，但建炎之后，已经废不置官。金牛乡名义上存在，实际上已开始变革。三是武昌南部边界，东北（应为东南）抵永兴、大冶县界，西南江夏咸宁县界，且南接连洪州、分宁等县，不仅相去极远，而且居数路之冲。古人以分水岭划界，以上地界大抵就是今天梁子湖集水区的南部分水岭。四是南乡隔绝大冶县界一百三十余里，阻水带湖，是指陆路自县城必经碧石、铁山、还地桥、保安通南乡。当时水域南北乡是连通的，水路经樊港通南北乡并无隔越。

　　筠乡——

　　书《武昌土俗编》序中的落款：六月庚午书于筠乡书舍。其中筠乡显然是个地名。《浪语集》中很多篇章提到筠乡，如《闻蝉》中：自辟筠乡五亩阴，蝉声无处不相寻。《樊口见郑崇阳不遇》中：经时兀兀坐筠乡，命驾崎岖傍夕阳。《筠乡入夏野花方折》中：筠乡不为东君去，野草闲花满路春。还有《筠乡新笋》《春雨》等都提到筠乡。显然，筠乡是南宋武昌县衙所在地之地名。

　　从字面意思理解，筠是竹子的别称，本义有青竹的意思。筠乡，竹乡？或者是作者对武昌县衙多竹的一种昵称？斋名？符号？

　　薛季宣确实爱竹，做武昌县令期间在县衙内外多栽竹。《诚台礼复文》记载：岁在执徐季旦之月，武昌县令东瓯薛季宣，始种竹于县庭之背，人力斯至，清阴已成，诚台出焉，既赋而铭。尉番阳王君扬袂而起曰：“我闻之，有功斯赏，有德斯报，唯今之宜，犹古之道。”在昔庭背，鞠为茂草，公有意于莳竹也，而冗豫未决，我实言之曰：竹之为物虽琐，而道可重也。古之人谓不可一日无此，虽宅犹种焉，况于公府朝夕从政之地，荆榛翳目，可不于此君图事邪？《诚台春色》诗云：凤阙西冈，郎亭东乳。唯竹猗猗，诚台有楚。还有《武昌射圃后山与江接，走植柳竹方茂》《舟行樊港，望竹间石上李花盛开》等。但是，因此就称县衙或者西山再或者县城为筠乡，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

　　薛季宣经常提到的筠乡，究竟是不是武昌县内九乡之一的乡？有考古发现，北宋时期武昌西山下的寒溪属洪道乡。而明初包括寒溪在内的武昌县城则已经单设为县市乡，成为与洪道乡并列的武昌外四乡之一。这种变化的时间如果始自南宋，那么，筠乡为南宋武昌县九乡之一无疑。否则，筠乡则另有所指。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