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堂华 杨震 周承水 刘铭
背景资料
三国东吴时期，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及斯里兰卡、古罗马帝国的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守望相助和文化交流，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了永恒记忆和传奇。
史载，鄂州三国时期称武昌。文献记载表明，孙吴和东晋前期是六朝武昌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在其广阔的辖境内出土数以几十万计的历史文物，以及反映农桑、水利、冶炼、造船、青铜、青瓷和水军操练遗存场所等，均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孙吴的国力与军事地位。
鄂州出土的磨花玻璃碗
宁夏固原出土的磨花玻璃碗
历史证明，古老的丝绸之路分为陆路和海路，陆路起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而海上丝绸之路萌发于商周，形成于秦汉，到了三国东吴时期达到了一个世界航海史的高峰，其历史年代早于明朝郑和下西洋一千多年。
史料记载，东吴初期就拥有船舰5000余艘，最大楼船上下5层，可载3000名士兵，而孙权乘坐的“飞云”“盖海”等大船则更加雄伟壮观。与此同时，孙权还是一位具有强烈海洋意识的帝王，他所统率的舰队在江河湖海纵横捭阖，而且将视线瞄向海外，多次远涉重洋，既拓展了更大的战略空间，也与海外加强了经济贸易往来，巩固了东吴的政治基础，增强了东吴的经济实力，武装了强大的水上力量。
范文澜版《中国通史》记述，孙权是大规模航海的倡导者，前后所组织的几次大规模航海，人数都在万人以上，最多达3万余人，在世界航海史上，东吴船队出洋的盛况是前所未有的。东吴灭亡时，西晋接收了东吴水军战舰5000余艘，延续了前人的航海事业，船队经东南亚到达波斯，远至欧洲古罗马帝国，与沿途国家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十分频繁。
在出土的文物中，东吴时期的神兽铜镜在日本发现，1981年2月，在日本东京举办的日本第五次古代史讨论会，主题为“探索日中古代文化的交接点”。在这次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古代铜镜研究的泰斗级人物王仲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虽然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境内还没有发现日本考古学界所称的三角缘神兽镜，但是鄂州出土的神兽镜完全可以证明，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源自中国的神兽镜，而且生产这种铜镜的工匠来自三国时代的孙吴。古埃及、古罗马、波斯萨珊王朝的磨花玻璃碗在鄂州（古武昌）、南京（古建业）等地的古墓中被发现，无不证明了东吴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及文化、贸易的勃兴。
1、天然的水军场地与东吴造船业
古武昌（今鄂州）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在其区域内众多的湖泊和河港中，主要有西南境的梁子湖、鸭儿湖和三山湖，东南境的洋澜湖、花马湖、陈州湖及西郊的长港等。其中，梁子湖和花马湖的原有湖面均达百万亩上下，原水位高达21米至25米，是湖北东部最大的2座湖泊。
洋澜湖古称南湖，或名南浦，为古武昌时南郊的屏障，六朝时即是军事要地。长港古名樊川，或称樊港，在其西郊的樊口入江，即是梁子湖、鸭儿湖等接通长江的主要水道。樊口则是六朝时长江中游的良港，当年的水军可经樊川和梁子湖等内陆航道西通夏口（今武昌），赤壁之战前夕，关羽率领的一万五千水军曾在此一带驻扎参战，其军事地位十分重要。
东吴位居长江中下游地区，南面濒临大海，北面与曹魏接壤于江、淮之间，西面的建平与蜀汉相邻，国内河流湖泊纵横交错。为了充分发挥本国优势，适应长江水战和国内外海上贸易交通，东吴大力发展造船业，无论内河航运还是海上航运，都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技术水平。
鄂州博物馆陈列的东吴时期木船模型
2、丰富的铜铁矿产与青铜铁冶铸业
鄂州是汉末、三国六朝时期全国的四大产铜铸镜中心之一（另三处为：绍兴、徐州、洛阳）。历史、考古资料证明，早在东汉时期，铜镜铸造业的中心在中原地区，南方的铸镜地点只见会稽（浙江绍兴）和广汉（四川广汉）两处。随着东吴势力的强大和武昌郡政治、军事中心的确立，武昌官府手工业铸镜作坊迅速建立与形成，不仅生产规模确立，且数量庞大，品种、类别齐全。以重列式神兽镜和环列式神兽镜为主流的古武昌铜镜，在中国古代铜镜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平雕的柿蒂连弧八凤纹镜，迄今的出土地点以吴地为多，其中带有菩萨、飞天和供养人装饰图案的尤为珍贵，除流出国外有数面外，以长江中游（江西、长沙等地）的鄂州地区出土最多。
古武昌的矿冶历史源远流长，东汉、三国至六朝时期，鄂州区域内的铜铁资源对于成就孙吴至南朝诸国偏安东南一隅并建国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吴黄初元年（公元221年）四月，孙权自公安迁鄂，从建业（今南京）迁富户千余家于武昌，开辟官营的军工冶炼生产基地。公元222年，东吴大将甘宁屯兵富池口，于封三洞取铜制作兵器。这些生产组织形式及采铜铁活动，促进了鄂州采矿、冶炼、铸造业的快速发展。《晋书·地理志》载：“鄂州有新兴、马头铁官。”说明采冶业新资源不断得到开拓。南朝陶弘景在《古今刀剑录》中亦称：“吴王孙权，以黄武五年，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铜越炭作之。”1987年，原鄂城钢铁厂建设工地出土的环首错金铁刀及铁戟、矛等兵器，验证了孙吴时期武昌（今鄂州）逐渐形成了铁兵器制造中心，反映了当时的锻造技术水平，实属罕见的精品。
西晋以后，古武昌境内的白雉山被开发、采冶，《太平寰宇记》载：“白雉山……晋、宋、梁、陈以来置炉烹炼。”《鄂城六朝墓》考古学术报告则集中记述了这一时期成就：鄂城出土的近400枚汉末孙吴铜质镜和铁质镜中，至少有80%以上属东汉晚期的鄂县和孙吴时期的武昌郡所铸造。鄂州三国时期一座古水井出土一件铜釜有“武昌”“官”“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三十八枚”等铭文，说明铜质、铁质生活用器为东汉孙吴“武昌（工）官”管理下官铸或官督民铸，这一制度使生活用具的生产得到兴盛，突破了以往这些铜铁料只能铸造兵器，不能广泛铸造生活用具的禁规，使生产规模快速扩大。201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鄂州博物馆联合开展鄂州古矿冶遗址专题调查，前后共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性质的矿冶遗址17处，采集遗物较多。通过综合研究这批古矿冶遗址，可基本勾勒出鄂州古代铜铁矿业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国吴黄武元年铜釜
铜釜铭文（局部放大）
3、陶瓷窑场规模庞大品种齐全
据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初步统计，当时古武昌区域内的湖北、江西、湖南等地区，共出土六朝时期的陶器、青瓷器及模型明器等数十万件，其中鄂州地区出土的就有万件之多。
在学术界，特别是考古和从事六朝青瓷研究领域的相关学者与专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多数人一般只知道六朝青瓷的主要产地为江浙地区的绍兴越窑、温州瓯窑、金华婺州窑、宜兴南山窑（或称均山窑）等四大窑区，并且以长江中游各地区出土的六朝青瓷也划归到江浙地区产品的范畴。湖北鄂州（古武昌）通过考古调查与发掘，在位于城区东南部的瓦窑嘴、葫芦嘴、泥鳅地、陈家嘴一带，即发现有东汉末至吴晋六朝时期的古陶瓷窑址，这一带丘陵起伏、树木丛生，北部为五丈港，洋澜湖环绕整个窑址。从窑址遗物分布的范围来看，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200米，整个窑厂面积约10000平方米。经武汉大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鄂州博物馆联合组队，先后进行了几次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发现有窑炉、陶土生产车间、产品存放场地等功能齐全、规模庞大的青瓷窑场地。国家级资深教授、中国六朝考古著名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原主任蒋赞初在其论文《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获》中，他通过对具有地区特点的古武昌六朝青瓷进行分析研究和对比，认为：“鄂城出土的数千件六朝青瓷中，只有10%左右是来自长江下游地区，而其余的90%左右，可能均属古武昌附近地区的产品。”
从古武昌青瓷的造型来看，其包含的品种类别、生产、生活内容都十分丰富齐全，各种青瓷器的种类及发展演变序列亦清晰可辨。
其中，展现亭台楼阁、院落等建筑时代特征的模型明器有：仓廪院落、孙将军门楼、房舍、农舍、盖井等；
反映生活与家禽家畜状况的模型明器有：井、磨、臼、碓、仓、灶、案、猪、狗、鸡、鸭、牛、马、车、猪圈、禽舍等；
真实体现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的器皿有：碗、盏、罐、盘口壶、唾盂、灯、熏、盒、虎形烛座、鸡首壶（罐）、盘、盆、勺、耳杯、酒尊、槅和羊形插座、狮（蛙、兽）形插座等，其品种之多、类别之全，即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时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再现精神文明和文化品位的青瓷器有：砚（台）、水盂、狮形水注、羊形水注，揭示了古人对精神文明的向往，并为我们研究古代“文房四宝”提供了实物依据。
有关人物造型的俑（兽）类青瓷器有：形态各异的人物俑或胡俑、站立或跪式的庖厨俑、单人或双人的乐俑等，为我们研究六朝时期的泥塑技艺和古乐器的演奏情况增加了史料，国外发现出土的类似俑类，亦证明了文化交流与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