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堂华　杨震　周承水　刘铭

　　1、对海洋文明的影响及历史文化价值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航海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称“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海上丝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到三国东吴时期曾一度兴盛。

　　强大的水军建立与东吴造船业发达，为开辟海上丝路奠定了基础。三国时期，魏、蜀、吴均生产丝绸，而东吴则雄踞江东，统治区域在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区，其内江河湖泊众多，为训练水军及造船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此时正处于汉末三国海上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承前启后与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由于孙吴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了很大进步，且生产规模也愈来愈大，这对促进海洋、航海技术的发展与航海经验的积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根据文献考证，孙吴造船业尤为发达，当时孙吴造船业已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准。孙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这对于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孙吴的丝织业已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始创了官营丝织，而有自己独特的创新和发展。

　　开辟海洋交通贸易，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宽与发展。在这一历史阶段，古武昌的陶瓷制造业、青铜等也齐头并进，形成了官营规模宏大的生产场地，且数量、品种繁多，通过海上交通往来，许多产品及制作技艺传到了东亚、东南亚及罗马帝国。鄂州吴晋古墓出土的古代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生产的玻璃碗，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名学者王仲殊考证，波斯萨珊磨花玻璃碗是在东吴时代由海路输入鄂州的，具体线路是从波斯经海路到以扶南为主的东南亚诸国，再由诸外国或中国商人，向东北传至吴国南方沿海的交州、广州，最后又从交州、广州输入吴的都城建业（南京）或武昌（鄂州），也可能是经扶南等东南亚诸国的使者，乃至孙吴前往扶南等国的官员之手，直接或间接传入建业（南京）或武昌（鄂州）。鄂州出土的玻璃碗，说明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玻璃制品不全是罗马玻璃，还有波斯的萨珊玻璃。

　　这种器形的玻璃碗，目前在国内见到的只在古建业（南京）和古武昌（鄂州）各有一件，但在伊朗高原吉兰州的3世纪至7世纪的墓葬中出土较多。另外，日本橿原千冢126号墓（4世纪末）也出土了一只磨花碗，在器形、工艺、装饰方法上，与鄂州出土的玻璃碗基本类似。对于这种圆形磨饰的玻璃碗，日本学者认为是伊朗高原吉兰州的产品，此种观点得到世界学术界的公认。鄂州出土的玻璃碗经过化学分析，其成分与日本橿原千冢126号墓的磨花碗几乎一致。东京大学伊朗伊拉克遗迹调查团采用原子吸收法，对千冢碗与在伊朗高原采集的同类型碗残片进行比对，结果成分相近，这进一步证明了该类型的玻璃碗是萨珊玻璃。

　　鄂州出土的波斯萨珊玻璃碗是世界古代玻璃制品的典型代表，是研究和比较古代中国与东亚及西方玻璃制作技术、工艺的载体，也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实物凭证，更是鄂州与世界古文化互动、商业交往的有力佐证。

　　在鄂州博物馆馆藏的600余面古铜镜中，三国东吴时期的就有几百面，其中神兽镜尤为突出，其铸镜工艺对日本有深刻影响，可以说是旅日工匠传承了古武昌制镜的文脉。

　　为什么说武昌的神兽镜影响了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一是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的主体纹饰与鄂州出土的神兽镜类似，都是东王公、西王母等神像和龙虎兽形图案；二是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制作于中国的三国东吴时期，有的铜镜还铸有中国的年号，并刻铭有“陈氏作竟”“张氏作竟”等中国工匠的姓氏，由于神兽镜盛产于中国江南长江流域吴地，罕见于黄河流域的魏地，故三角缘神兽镜应为吴国的匠师东渡日本制作。

　　2、历史文化价值和时代意义

　　传播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连续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之一，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悠久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向世界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古老文化，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实现人类同存同荣、共同发展，具有十分深刻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三国东吴时期海上丝绸的文明历史进程，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启动此项文明探源工程，让鄂州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鄂州，则是我们肩上的重任。

　　促进了吴国经济的繁荣发展。赤壁之战以后，东吴在稳定了荆州的政治、军事局势后，随后几年就从公安迁都武昌，设立武昌郡并建都于此。这一历史时期，是吴国疆域最大、经济最为繁荣的历史阶段。孙权实际上是东吴的奠基人与英明君主，在继承父亲孙坚事业的过程中，展现了非凡的才智和胆识。他善于用人，广纳贤才，如周瑜、鲁肃、陆逊等一批杰出的文臣武将都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在孙权领导下，东吴逐渐崛起，成为三国时期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其统治期间，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农业生产有了较先进的农业技术，养蚕业又有很高的蚕桑、养殖和丝绸丝织技术。与此同时，国内的手工业也十分兴旺发达，擅长制作青铜镜、铜铁器、兵器冶炼和青瓷器手工艺，铸造、生产了数量惊人的系列产品，并且通过海上交通贸易，远销东亚沿线国家及罗马帝国等，巩固了吴国的经济基础，在吴国疆域范围内出土的文物，就充分得到了印证。

　　展现国家之间的平等开放合作、构建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三分孙吴占其一，孙权为了保持与魏国、蜀国的竞争力，除大力发展和巩固江南的同时，制定了“拓展海疆、以定大业”的宏伟策略。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孙权进行“拓展海疆、以定大业”的战略计划打下了基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让吴国积累了既定的对外贸易资本，造船业的发展为海上远航提供了必要的交通工具。因此，吴国海上远航的方向定在东北、东南、南海三个方向——东北方向的远航目标为辽东和高句丽、东南远航的目标是檀州和夷州、南海远航的目标是东南亚诸国。吴国的这次远航是中国历史上继秦始皇派遣徐福出海后的第二次海上远航，具有非凡的蓝图与意义。

　　东北远航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国防，主要目标有三个：一是夺取东北地区的战马、人口等战争资源；二是联络东北地区诸侯公孙渊，并使其在东北牵制魏国，防止南下；三是与东北地区进行经济贸易。东北远航于公元232年至233年前后进行2次，第一次远航封公孙渊为燕王，并使其称臣“并献貂马”，第二次带珍宝货物到达辽东、高句丽进行贸易交流。公元235年，吴国在一次与东北的交易中满载战马而回，《吴书》记载：“大船可载数百匹，船小，可载八十匹。”可见，孙权东北远航的目的是巩固国防，获取战争资源——战马。与此同时，也大力促进了江南地区与东北、（高句丽）朝鲜地区的平等开放合作及文化交流，缔结了友好往来关系。

　　东南远航，经营台湾，从此大陆台湾不可分割。孙权派卫温、诸葛直远航檀州、夷州，这是文献记载的第二次海上远航，规模宏大，促进了台湾地区的文明发展，将台湾地区直接从原始社会晚期过渡到封建社会，同时还带去了大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军事、文化、建筑等得到了跨越式发展。

　　远航经营南海，开拓南海贸易。岭南、海南、南海均为孙权海上远航的目标，他任命吕岱为交州刺史、镇南将军经营南海，将吴国势力推进到越南扶南（越南南部）、林邑（柬埔寨）和明堂（南洋群岛）。从此，“南土清定，三郡晏然”，国家“永无南顾之忧”。吴国使者带去大陆的丝织品、铜器、铁器、瓷器与南海诸国交换玛瑙等，随后，南洋各国也纷纷派遣使者回朝，使者往来与民间贸易盛行，为我国与南海诸国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吴国的拓展海疆政策，对东北、东南、南海等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及文化交流，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经验永远值得借鉴与总结，我们不但要总结中国的过去，更要展望未来，为世界和平发展、文明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