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靖鸣

　　2021年，市档案馆重刊宋代湖北孤本方志《寿昌乘》及清代康熙《武昌县志》与乾隆《武昌县志》三部志书，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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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州市历史建制复杂，曾为都城、陪都、郡、县、军等。南宋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升鄂州武昌县（今湖北省鄂州市）为寿昌军使，续升寿昌军。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以武昌县还隶鄂州。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武昌县又升为寿昌军。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寿昌军改名武昌散府。

　　武昌县两次升“军”时间不过几十年，而这段时间正是蒙古入侵时期，南宋江山岌岌可危；《寿昌乘》真实记录了寿昌军的城社、文事、古迹等方面的情况。志书作者不详，成书时间大约在南宋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之后。其体例属于纲目体，列有四十七子目：书籍、郡学、书院、教阅、大阅、营寨、尺籍、战舰、戎器、烽候、关隘等，其中有关军制、军备、军学等资料罕见，对研究南宋朝廷在湖北地区的战略部署，与军方办学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沧海遗珠，能留存大宋亡国前夕的一段珍稀档案，可谓方志史上的一大幸事。

　　最早编纂《武昌县志》为明代嘉靖年间，后经历崇祯、康熙、乾隆、光绪阶段的几次续修。明代《武昌县志》虽已亡佚，但不难看出，清代《武昌县志》的内容是在明代基础上增订的，大体可窥见鄂州明清时期及以前的历史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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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修志工作的负责人多为地方官员，主编由学问渊博的名流担任。康熙《武昌县志》的主持者是知县熊登，编者为本土孟氏家族秀才孟振祖。此志于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刻印，其体例与《寿昌乘》无异，有八纲六十余目，大致分为地理、建制、赋役、秩官、人物、灾异、艺文几项内容。乾隆《武昌县志》的负责人是知县邵遐龄，主编谈有典是武昌县符石乡（今鄂州市沼山镇）人，举人出身，时任寿昌书院山长。

　　该志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付梓，其内容是在康熙《武昌县志》基础上进行整合补充的，增至十纲九十余目，如“学校志”从前志的第二卷“建置”中单列出来，“选举制”从前志第六章 “人物志”中单列出来，纲目结构逐渐完善，从中反映出武昌县这一时期在教育与人才方面有了较大发展。

　　乾隆版《武昌县志》第十卷收录历代文章100多篇与诗歌200余首，作者有谢朓、孟浩然、李白、元结、杜牧、苏轼、苏辙、黄庭坚、陆游、丁鹤年、谭元春、钟惺等历代文学巨匠与本土优秀文人，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堪称鄂州乃至湖北文学史上的杰作。光绪年间续修《武昌县志》时，竟然删掉了大部分名家诗文，实为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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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传统文化视阈分析方志，一般有着全面性与传承性特点。《寿昌乘》虽然列目众多，但只是记录了军事与教育等方面，社会覆盖面显然不足。《武昌县志》经过数次续修，社会信息与人文内涵则要丰富不少。

　　历史上，鄂州方志有晋代《武昌记》（史筌撰）、隋代《武昌记》（佚名撰）、五代《武昌记》（雷氏撰）、宋代《武昌土俗编》（薛季宣撰）与《寿昌乘》（作者不详）、明清《武昌县志》等，但大部分已亡佚，现存方志中规范且成熟的只有《武昌县志》。而《寿昌乘》中有些内容为《武昌县志》所缺，它们之间没有直接传承关系。

　　因为那时候信息闭塞，他们可能不知道《寿昌乘》一书，或有可能认为《寿昌乘》早已亡佚。直到光绪三十三年，邑人柯逢时听说侍读学士文廷式从《永乐大典》中阳韵“昌”字下辑出《寿昌乘》，便向陈士可学部借来刻印，《寿昌乘》一书得以流传。文廷式辑录《寿昌乘》时，共计二万多卷的《永乐大典》仅剩下几百卷了，以致有关《寿昌乘》内容未能全部辑出，并有漏录之处。而文廷式悉心辑录与柯逢时刊刻之举，足以流芳文苑。

　　近些年来，市档案馆对本土古代典籍十分重视，积极展开搜集与整理工作。有些具体工作事项主要由地方文化名家胡念征先生负责，宋代湖北孤本方志《寿昌乘》、清代康熙《武昌县志》与乾隆《武昌县志》的重刊工作，正是在他的荐引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在编印过程中，胡念征先生组织文史工作者参与其中，并亲自审校，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鉴古观今，重刊宋代湖北孤本方志《寿昌乘》，对彰显与提炼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贡献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