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浪山水间扁舟到武昌
东坡文化与鄂州的关联影响深刻而又持久。独特的地理条件使苏东坡结缘鄂州，助其宣泄解脱，从贬谪窘境中走出。通江达海的条件，得以让“三苏”落帆樊口。
鄂州自然地理条件的一大显著特征和优势，就是具有水陆通达有利条件。北宋时武昌水运的通达繁盛状况，从“三苏”落帆樊口便得以窥见。
宋治平三年 （1066），苏洵在开封病逝，宋英宗诏命“有司具舟载其归葬于蜀”（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苏轼、苏辙护送父亲灵柩经汴水、淮河、运河，再溯江返川。后来苏轼写《记樊山》，特作了“予十五年前过之（指武昌樊口）”的说明。剖析这一史实可知，当时武昌的水运地位极高，不仅连通长江上下游，通江达海，还沟通黄河、淮河、运河等流域。这是苏轼兄弟俩选择落帆樊口的前提条件，也是历代俊贤墨客流连驻足古武昌、留下绵延千年名人文化的历史缘由。
夹江相拥的地理条件，迎来苏东坡“纵游”武昌。鄂州自古形成“襟江抱湖枕名山”的格局，江北的大别山脉和江南的幕阜山脉夹江相拥。“大江又北来。樊山当其南”（元结《漫歌八曲·大回中》）的笑傲江湖气势和胜绝幽幽的风景名胜，还有那深厚的历史底蕴，使历代文人墨客在武昌流连忘返，苏东坡赫然其中。
来黄州第72天，在武昌县衙供职的杜传与父亲杜沂前来看望苏公，恳切邀请他到武昌。百感交集的苏轼提笔作《杜沂游武昌，以酴醾花、菩萨泉见饷二首》回赠，第二日便过江，迈开了“走出黄州”的第一步，为武昌日后能助其成就《宋史》所评价的“浑涵光芒，雄视百代”伟业作出贡献打开了大门，成为他日后“时复扁舟”武昌、“放浪山水间”（苏轼《答李端叔书》）的开端。
顺江而下，鄂州成为苏东坡与大江两岸友人的辞别地。元丰七年（1084）三月底，宋神宗“量移汝州”御札传来，为苏轼贬谪黄州、扁舟武昌这段特殊经历画上了句号。四月初七上午，他登舟离开黄州，到江南武昌辞行。在樊口，他重托潘丙叔侄照看乳母任氏之墓和黄州东坡房屋田产；在樊山滨江码头，以《调笑令》赠别武昌渔夫；在西山吴王岘，闻黄州鼓角而深情赋诗；在车湖刘郎洑，《再书赠王文甫》以“今日无风，可去而我意欲留”的诙谐幽默之语，表达不舍离别之情。
辞行最后，他到达武昌县属地磁湖、西塞山，先是在吴子上兄弟处有幸看到苏洵写给两人父亲的墨宝，留下《跋先君送吴职方引》；后吟《西塞风雨》，使送行的大江两岸友人，真切看到了苏轼由贬谪戴罪之初的抑郁落魄，逐渐以超然豪放胸襟，走向人生功业巅峰的转变轨迹，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古城武昌对逆境升华的苏东坡所起到的慰藉助推作用。
鄂州以胜绝山水、纯朴友情接纳抚慰苏东坡，助其蛰伏蝶变，实现“黄州突围”。
“朝游湖北暮淮西”直接影响苏东坡思想情感。“朝游湖北暮淮西”，准确写出了武昌、黄州的行政地理区位，即一江两岸分属两路（相当于后来的省）。正是这个原因,两地对贬谪戴罪的苏东坡来说，心中感受完全不同。仔细研究他在黄州期间的生活习惯和所作诗文，会发现一个奥秘：身在赤壁大江畔写出的700多篇诗文，其中很多是“夜游之作”。他还幽默无奈地称自己为“幽人”。这些都是其内心感受、实际境况的自然表现。
与在黄州的心态不同，从临皋亭登上小船，跨过江心便身处江南武昌，苏轼立马就变成了深受武昌人敬重的苏大文豪。因此，他跟远方友朋谈及武昌的心理感受时，跳出来的词汇不是“时复扁舟”，就是“径棹店下”“相过殆百”等语，让人知其轻松向往之意。这一特殊心理感受，使并非贬谪戴罪之地的武昌，在他眼里成了涸泽之鱼身前的浩荡之水，笼中鸟儿身边的浩渺天空。这是苏轼贬谪黄州、扁舟武昌，在大江两岸同时留下巨大历史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东坡《答秦太虚书》等诗文袒露逆境心迹。苏轼贬谪黄州10个月后写给弟子秦观的这封信，是其第一次具体向友人坦露逆境中的生活景况、心路历程，也是他第一次系统夸赞武昌的人和事。此信用先抑后扬的方法，开头尽述 “寓居粗遣”“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值得注意的是，其由抑到扬的转折点是从介绍“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以及栖居武昌车湖的“蜀人王生”和“作酒店樊口”的“潘生”温情故事开始的。这充分说明，武昌在苏东坡心里正是一个民俗风情淳朴，能够给予他自由自在、放松心情之地；是一个“其吏民亦安予之拙”（苏轼《超然台记》），对他尊敬有加之地。所以，他不论是在黄州贬谪戴罪时，还是离开多年后，其感激眷念武昌之心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且像武昌“潘生酒”那样愈久香浓。
别后肺腑之言，见证苏东坡对鄂州人和事的特殊情感，虽然身已离去，但苏东坡的心依旧在武昌。《再书赠王文甫》的“便当做留客过岁准备也”，看似戏言，实为他对武昌倾情眷念的曲意告白。后来不论起伏沉浮，他都跟武昌诸友互通音信不断，想跟武昌和黄州友人重聚于东坡雪堂中、武昌西山上、车湖江头路的心情始终不改，车湖王齐愈等武昌友人对苏公所拜托之事认真践诺不悔。这些，恰恰是武昌这几位布衣朋友对苏公一如既往秉持纯朴清新、倾心尽力的特殊情感，直接带来的历史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