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王表（1917年—1945年）随新四军五师十四旅进军鄂南，为在鄂城县城关至黄石之间，建立我军挺进鄂南的稳固桥头堡，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平定红学骚乱入手打开局面

　　王表过江后，于1942年8月接任鄂（城）大（冶）工委书记。刚上任，就遇上反动迷信组织——红学。在日伪顽的怂恿下，公然组织不明真相的数千名信众，头戴红巾、身扎红带、手持大刀、口念咒文，敲锣打鼓对我军驻地麻羊垴进行围攻。

　　王表亲自上前，反复说明我党抗日救亡主张，进行劝解。他们不听，还继续进逼。我军鸣枪示警，这些人受红学“刀枪不入”的说教诱使，反而更带劲往前冲。实在没办法，只好将冲在前面的两个头目击毙，这些信众一看“刀枪不入”是骗人的鬼话，吓得四处逃散。

　　为缩小打击面，我军没有追击，而是趁机到红学老巢，镇压了反动头目杨少延。接着出台奖惩政策，向广大群众讲明真相，迅速瓦解了红学组织。我军从此在鄂大地区站稳了脚跟。

　　在工农骨干中组建抗日游击队

　　要建立稳固的江南桥头堡，王表多次向大家讲“没有枪杆子，其他无从谈起”的道理。他一方面成立江防大队（后改为便衣队），在沿江战斗中发展壮大后组建鄂大总队，自己出任政委，便衣队编入一连。另一方面，他利用曾在黄石利华煤矿做过工，跟黄石、铁山地下抗日组织骨干有联系的优势，广泛在工矿企业发动群众，组织暴乱，很快组织起鄂大总队第二连。

　　与此同时，他还在鄂大游击区组织了10多个武工队，分3批，每批100人参加，在映陂乡开办基干民兵训练班，由新四军军政干部分头负责训练讲课。

　　在保障我军大部队在鄂大安全过江的同时，王表还带领鄂大总队，配合新四军五师挺进鄂南的十四旅，多次对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盛瑜手下的马钦武部、廖义华部、方步舟部，在鄂大、大鄂、武鄂游击区配合作战，极大提升了鄂大总队的士气和作战能力。

　　在此基础上，严厉打击了鄂大游击区内和附近的汉奸走狗，形成强大的震慑。躲在城关的伪一区区长张静舟，反过来与王表谈判，愿意每月缴纳800块银元，保证供应我军食盐，请求我军不封锁鄂城。后来新换的伪区长推翻了这一约定。王表下令重新对鄂城城关进行封锁，并放话将伺机惩处伪区长。这位伪区长只好乖乖听话。

　　以坚固根据地打造江南桥头堡

　　平定反动红学、建立抗日武装、严惩敌顽汉奸，这“三拳”打开后，鄂大根据地各项工作顺利展开。王表将根据地划为三大区片，明确各区片的主要任务。第一区片沿江燕矶至麻羊垴是我军往来大江南北的渡江点，池湖港至文家塘、陈家桥为我军行动通道；第二区片燕矶至花湖北为我军第二渡江点；第三片区麻羊垴至汀祖、碧石为战略纵深基地。同时在三个区片建立了13个工农民主政权。

　　1944年1月，鄂大人民代表大会在沙窝凤凰山龚家湾地主周秉云大院召开，遵照中共中央“三三制”（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政策，选举鄂大政务委员会，王表被选为主席。这是鄂城有史以来第一个由人民代表民主选出的抗日政权。在日伪顽包围之中能召开200多人参加的三天大会，集中体现了鄂大抗日根据地的坚固和鄂南桥头堡的安全。

　　从1942年到1945年抗战结束，在距离鄂城、黄石、铁山、陈盛等周边日伪据点不到几公里的情况下，我抗日大军无数次在敌人的眼皮下，通过鄂大这一稳固的江南桥头堡，安然无恙回旋跳跃于大江两岸，没有出现一次闪失，成为我军往来于鄂东、鄂南的桥梁，对开展鄂南山地游击战和武鄂反日伪顽斗争，发挥了后方基地的作用，为八路军南下支队挺进江南、完成中央打通鄂湘赣粤通道的战略任务提供了条件，创造了敌后抗战的一大奇迹。

　　1945年9月下旬，王表奉命去延安。这位没有被日寇击倒、已迎来抗战胜利的英雄，却在河南许昌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活埋。

　　(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