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地寻根鄂王城
信息来源：鄂州市人民政府网
日期：2014-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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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记者有幸参加“聚首鄂王城，共话金金牛”作家笔会，跟随作家们走进这座被称之为“楚之根，鄂之源”的鄂王古城。
鄂王城遗址位于梁子湖上游金牛镇鄂王城村胡彦贵湾。如果没有金牛镇文化馆馆长陈国安的指点讲解，我们很难辨认出这个高出附近地面5至10米的红褐色土丘就是古城遗址。城址依冈而建，呈不规则长方形，有内城和外城之分。内城位于城址中央，南高北低，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外城东南高、西北低，四面有城门。据说，南门和北门因城垣被毁，遗迹难寻，只有东城垣现存有2座城门，称作“大东门”和“小东门”。大东门保存完好，宽约5至8米，门口前有一口叫“三角塘”的池塘。听着陈馆长介绍，大家都感到十分好奇，“大东门”、“小东门”、“三角塘”……这些当今武汉市的地名怎么在这里都有，难道先人是从这里移植过去的？我们还依稀可见城墙外护城河故道的轮廓，据说它与城墙东面的高河港相通。
记者站在城址南部高台上，捡起一块破碎的泥质黄褐色的瓦片，望着岁月流逝后剩下几段湮没在荒草中的残垣，千年遗梦瞬间复活于眼前。
寻“鄂”之来源
湖北省的简称“鄂”，源于隋朝开皇九年（589年）改郢州为鄂州治所（治所在今江夏）得名。而“鄂”字作为地名，最早见于记载的是西周时期，楚君熊渠占领鄂后将第二个儿子封为鄂王。
那么，鄂州这一带为什么称之于“鄂”呢？
据考证：大约4000年前，扬子鳄广泛分布于黄河和长江流域，其时在山西汾河流域就盛产一种“汾河鳄”，而邻近汾河的“鄂侯国”(今山西乡宁县)以捕鳄为业，商纣王时封为三公，以“鄂” (古时鳄、鄂同音、同义)为国号。由于古鄂国地近晋都，周成王时被兼并，不得已鄂国的遗民南逃至鄂里坂定居(今河南洛阳邙山)，但此时的成周强盛，虎视眈眈，鄂国被迫再往南迁至今河南南阳一带，史称“鄂”或“西鄂”。周夷王时，周鄂交恶，周、虢联军出兵征鄂，鄂人只好再次南迁到湖北梁子湖畔的“鄂城”定居下来，史称“东鄂”。
找“鄂”之国都
梁子湖畔，川泽交错，山林茂密，可火耕水耨，民食鱼稻，虽然周廷一时间鞭长莫及，谁料到楚国熊渠势力强盛。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周夷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乃至于鄂”。熊渠占领东鄂后，封其第二个儿子为鄂王，仍以“鄂”为国名。熊红称王不久，因畏于周厉王的征伐，虽自动去了王号，却选中了这块西依洪水墩、东临高河港、南连丘陵地和青山常绿、绿水长流的风水宝地，夯土高筑了这座规模宏大的“鄂王城”。
追“鄂”之变迁
春秋时期，鄂王城作为楚国的国都经历了六世十多位楚王，持续时间200余年。楚试王熊通五十一年(公元前689年)卒，其子熊赀继位，史称楚文王。楚文王初立这年，便将都城由鄂迁都到郢（现荆州古城），鄂王城便成为楚国的别都和贵族封邑。楚康王时(公元前559年到公元前544年在位)，曾先后封自己兄弟子皙和楚怀王母弟启为鄂君。在楚国长达800余年的历史中，除去楚国在鄂王城建都的那段历史外，将鄂王城作为楚国别都、封邑和鄂县县邑的时间也有数百年之久。
秦统一六国后，先后在鄂王城城址所在地和今鄂州设县，县名为“鄂”。公元211年，孙权自公安迁都于鄂州，改鄂王城为鄂县。因鄂王城东南约10公里处有一座武昌山(今梁子湖区太和镇境内)，遂取“以武而昌”之义，改鄂县为武昌县，这也是武昌的最初来源。到了隋朝，鄂王城日益衰落，鄂州州治首次设在江夏，也就是今天的武昌。此后，今之武昌多次被定为鄂州首府，到清代，湖北便简称为“鄂”。
探“鄂”之习俗
悠悠古城，承载着3000多年的鄂国文化；段段残垣，记录着楚地历史的深厚。抚着“卷云”纹半瓦当，怀着对历史肃然起敬之情，来到鄂王古城墓葬区。
陈国安馆长告诉我们，上世纪80年代初文物普查时，在城外的西面和东面台地上发现了墓葬群和古文化遗址。最令人称奇的是在117座封土墓堆中，有一墓葬群坐西朝东，呈多个“品”字形排开。最西面的一封土堆如“品”字头，高约5米，成圆锥状；东面2个封土堆稍矮小些，如“品”字底两“口”并排着。
就这样，这些封土墓成一堆、二堆、四堆、八堆、十六堆向东延伸。我们纷纷猜测，难道这是鄂国的墓葬习俗？“品”字头和“品”字底的封土墓是不是代表墓室主人的不同身份？当然我们无从寻找到答案，只有等待考古学者来考证。
品“鄂”之文化
记者生于梁子湖，长于梁子湖，今天在鄂国的历史长河里逗留，寻觅到了鄂人遗下的道道履痕，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因为文化寻根意识的产生和强化，它标志着民族文化的更新和日臻成熟。
据有关资料记载，古东鄂国被楚国消灭了，但其遗民子孙仍以鄂为姓，他们与“处谿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汉书·严助传》)的扬越人共同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并保留原有的一些习俗、语言，形成了楚越结合的“鄂”文化。
目前，“鄂”文化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开发，只能找到一首《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知），心悦君兮君不知。”汉朝刘向在《说苑·善说》中解释：春秋时期，楚王母弟鄂君子皙在河中游玩，钟鼓齐鸣。摇船女是位越人，趁乐声刚停，便抱双桨用越语唱了一支歌。鄂君子皙听不懂，叫人翻译成楚语，就是上面的歌谣。歌中唱出了越家女对子皙的那种深沉真挚的爱恋之情，歌词声义双关，委婉动听。
诗中的河可能就是鄂王城下的高桥河。高桥河发源于大幕山北麓，全长64公里，由南向北流入梁子湖。这条河长年川流不息、碧波荡漾，河两岸春观麦浪滔天，夏赏荷花娇艳，秋看棉花如银，冬视黄花遍野，好一幅人间仙境，鄂君岂能不游？面对英俊潇洒的子皙，摇橹越女岂能不歌？
《越人歌》是我国最早的译诗，它对楚辞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视到古代楚越文化的交融，鄂文化的见证。不知梁子湖畔太和、涂镇、金牛的方言中，讲话多带发语词，那种快重的黏着语是不是鄂语系的延续？
记者站在春天的门楣，手持着光阴的碎片，面对颇有几分沧桑的古鄂国都城，想问一句：承载楚文化古老历史片段和文明印迹的鄂王城，什么时候能在保护的前提下，扯开这厚重鄂文化帷幕的一角。
特约记者 李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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