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方仲华 摄
于丹在梁子湖种水草。全媒体记者 方仲华 摄
于丹和学生们观看野生莲的生长情况。全媒体记者 方仲华 摄
“野外科技工作是兴趣使然，也是国家需要。水生植物领域国内没人研究，值得我去尝试”
——不畏艰辛，走别人没走过的路，这是于丹的选择
35岁时，风华正茂的于丹选择扎根梁子湖，然而这并非偶然。
大学毕业那年，于丹参加黄河上游渔业资源考察，进行黄河源头及扎陵湖、鄂陵湖、龙羊峡水库本底水生生物学调查。
“那时国内对水生植物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连参考书都很少。”一颗种子在于丹心中萌发。此后十年，他对北温带湖泊水生植被演替和东北山区河流生态系统进行连续观测，在中国水生植物区系地理和群落动态方面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和研究成果。
1992年，于丹来到武汉大学，在生命科学学院杨弘远院士的鼓励下，从一间由公厕改建成的办公室开始，开展以“长江中下游淡水湖泊水生植被生态作用调查”为课题的博士后研究。
“当时水生植物研究在中国没有专门基地。我想寻找一个清水湖泊创立野外观察站，进行水生植物的长期跟踪调查。”从太湖一路向西，于丹跑遍长江中下游几乎所有湖泊。湖泊污染情况让他痛心不已，直至遇到梁子湖。
“第一眼看到梁子湖，我的心就留在了这里。”作为湖北省蓄水量第一、面积第二的淡水湖，梁子湖是武昌鱼的故乡，入选亚洲湿地保护名录，也是中国十大名湖之一。这里不仅水质清澈，而且水生生物群落类型齐全，水生植被保持完好，是于丹心目中最理想的研究对象。
在孤岛上建观测站，谈何容易。渔民陈洪发说：“当时岛上什么都没有，我们自己都不愿意住那里，于教授却住了下来。”
初上岛，没有落脚的地方，于丹和学生住在临时搭的帐篷里。起风的夜晚，湖风撕扯着尼龙布，发出“啪啪”的声响，学生们害怕，大家挤成一团，手电筒一亮就是整夜。
外出观测，随身带着馒头、咸菜就是一顿饭。看见学生因长期吃不到青菜，变得蜡黄的脸，于丹带着大家开荒种菜，一锄一锄地抡，手掌心旧的血泡还没破，又起了新的，直至磨出厚厚的茧，手中的锄头却停不下来。
岛上人迹罕至，还要随时提防蛇鼠虫蚁的侵扰。讨论学术的时候，采集样本的时候，一条蛇或一只老鼠突然蹿到跟前是常事。
“更苦的是冬天采集水草样本。”师从于丹，在岛上待了12年的王力功说，每次采集样本，于丹总是带头潜入冰冷刺骨的湖底，从湖泥中把整颗水草抠出来，以保证根部的完整。上岸后，整个人冻得直哆嗦，缓过劲后再继续下水。
种草比采草更难，需要潜到底用手刨坑。“每种一棵草要潜入水底30多秒，有时潜水几次才能种好一棵水草。每次都是于老师带着我们，不断地潜入水底又不断冒出水面换气。”
每年，于丹会带着学生外出科考，在全国各地寻找新的水生植物。从青藏高原到东部沿海，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亚，甚至是可可西里、墨脱这样的无人区，都留下于丹的足迹。
“在秦岭考察时，于老师不小心掉到水里，腿部撞在岩石上，膝盖骨砸折了。”
“在塔里木河，一条腿被流沙吸进去，命悬一线。”
“在广西，下地被旱蚂蟥咬，下水遭水蚂蟥叮，腿上全是伤口，血流如注……”
这样的故事，讲不完、说不尽。
25年来，于丹和他的团队共收集各类水生植物标本25万余份，新发现的物种和记录超过50个。观测站拥有全国90%以上的水生植物标本，是中国馆藏水生植物最多的地方。于丹牵头编撰的《中国水生植物志》，对我国水生植物进行了完整的梳理和总结，是一部中国水生植物“字典”。
“如果这片湖病了，我还懂那么点‘医术’，不妨给她治治病，我有这个责任”
——执着坚守，三次拯救梁子湖，这是于丹的担当
今年一开春，于丹就要带着学生赶往安徽，收购调运草种。
“对梁子湖来说，今年是最关键的一年，治理好了，就能够为将来的长治久安打下基础。这段时间，我把所有的人都集中上来了。”
去年，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98+大洪水，梁子湖也因此生了一场大病，水生植被遭受大面积破坏，水质由ⅰ类降到ⅲ类。
“现在存在很大变数，按照我们的预测，梁子湖水质有可能在今年5月开始恶化，我们必须抢在之前让草长起来。”洪水退去，于丹开始与时间赛跑，带着学生在梁子湖种草。
这，已经是于丹第三次拯救梁子湖了。
1998年，受特大洪水侵袭，梁子湖水生植物骤减50%，湖泊生态一落千丈。
梁子湖病了，于丹的心痛了。为挽救梁子湖，他尝试“以草治水”。
“梁子湖是典型的草型湖泊，种类繁多的水生植物能够吸收、降解水中的营养物质，从而维持和净化水质。一旦水草退化、生物多样性被破坏，湖泊自身的生态平衡就会被打破。”
此后十年，于丹带着学生潜入湖底种草，成功在梁子湖种植黄丝草、苦草、轮叶黑藻等水生植物草种约3万公斤，种植面积达20万亩。
2009年底，梁子湖底80%区域被水生植被覆盖，“水下草原”清晰可见，还发现了被誉为“水中大熊猫”的桃花水母。
“这种在淡水生活的小型水母，对水质要求极高，适宜其生存的水域必须无毒无害、洁净，且酸碱度适宜。”由于许多湖泊水质被污染，目前在全国能找到桃花水母的地方不过两三处，这一稀有物种正处在灭绝的边缘。
桃花水母的存在，为于丹“以草治水”的创举作出最好的诠释，但喜悦消逝得如此之快。2010年，洪水再次袭来，梁子湖所有沉水植物和80%的挺水植物死亡，于丹十余年努力付之东流。
“梁子湖还有救吗？”恩师杨弘远问于丹。
“只要好好努力，大家齐心协力，就有救！”来不及悲伤，顾不上医生劝阻，拖着术后未愈的身体，于丹赶回梁子岛，第二次拯救梁子湖。
“本来梁子湖保护是可以画上句号的。2010年以后，我们非常投入，水质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可是去年……”声音戛然而止，红了眼眶。
去年，在最高水位到来时，于丹疏散了其他人，独自守着淹没了大半的实验楼。晚上，楼里漆黑一片，于丹划着小船，不小心撞在门框上，一头栽倒下去。事后知道情况的学生们说，幸好于丹是倒在船上，如果掉到2米多深的水里，没人能救得了。
“当时特别灰心，如果说2010年的洪水让我流泪，去年的洪水则是让我欲哭无泪，那个时候一筹莫展，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在人前，于丹总是故作坚强。他深知，如果自己倒了，大家就都跟着倒了。
潮来潮去，几起几落，于丹未曾放弃梁子湖。25年，他抛下繁华与舒适，把坚守融进每一滴湖水中。
午后的梁子湖，波光粼粼，一艘小木船游弋在靠近梁子岛的浅水区，一颗野生莲子种从船上抛出，“叮咚”一声沉入湖中。然后，一颗，又一颗……
“不出两年，又是万亩荷塘。”撒种的学生吕田在脑海中绘出将来的盛景。
“政府需要我们，我们义不容辞，但是搞产业、赚大钱，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精力”
——甘于清贫，俯视功名与利禄，这是于丹的境界
尽管经历多次浩劫，但梁子湖依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最好的湖泊，没有之一。于丹提出全国湖泊治理“抓紧治‘小病’，分期治‘重症’，保住‘生态本钱’”的新思路，得到中央领导批示。“一湖一策”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湖泊治理方针。
于丹出名了！
2001年，浙江台州的水源地长潭湖连续3年爆发蓝藻水华，对方上岛求援，承诺“只要能治理好，多少费用尽管开口”。于丹却只要了一点交通费，从梁子湖运过去的几万斤水草分文未取。
“于教授，来我们这里吧，给您更多的资源。”几年前，南京大学的一位院士出面，邀请于丹去江苏治理太湖。为见到于丹，这位院士在武汉大学等了三天三夜。即便诚意十足，最后还是失望而归。
每年，都有人上岛邀请于丹“出山”搞产业，但都被他婉拒。“守了20多年，梁子湖就是我的家，与其花时间去搞产业，还不如踏踏实实搞好自己的研究。”
建国60周年时，于丹所在的观测站被评为国家野外先进集体，他被评为先进个人。2015年，于丹被评为年度“荆楚楷模”。两次都是组委会在颁奖前夜通知，他才知道消息。
“这些年，没报过任何奖，什么都选择放弃，就想轻装上阵，做点实事。”
第一眼见到于丹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穿着破旧土气的衣裳，不像教授，更像个农民。
“天天在岛上，一身泥、一身土，不用穿太好。看，这件还是老父亲生前穿过的。”指着身上半旧的黑色呢绒夹克，于丹招呼学生倒茶。端起面前的茶杯，分明闻到了泪水的腥咸。
一位学生说，于丹的父亲大约是在五六年前去世的，而当时于丹并未守在老人身边，送他最后一程。
当年上岛，于丹的儿子于海澔刚刚学会走路，父子俩一年见不了几次面，甚至春节于丹也不回家。至今，他已在岛上过了20多个春节。
没带自己去买喜欢的玩具，没手把手教自己学骑单车，没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有时候，于海澔甚至忘了，还有在岛上的父亲。
18岁那年，于海澔找到岛上，坚持要跟父亲一起过春节。父子俩在码头见面的那一刻，于丹未开口，泪水先流了下来。
“做儿子常常见不到父亲，做学生却能天天见到。”大学毕业后，于海澔也加入了父亲的团队，成长为一名野外调查带队和数据分析人员。
于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参加各类表彰，总是“被楷模”、“被先进”；没有时间申报科研专利，多年成果全部公开；没时间搞产业，去赚钱；也没时间照顾家中老小。
他把时间全给了湖泊，给了热爱的事业。
“等我不在了，后人捧着清澈的梁子湖水时，能想到我，这辈子就值了。”
“无论是水生植物研究，还是梁子湖保护，我觉得后继有人，这是我最欣慰的”
——乐当阶梯，做事业的传承者，这是于丹的情怀
25年坚守，于丹亲手种下一株株水草，终让梁子湖享誉全球，世界自然基金会成员称这里的水生植被为“水下原始森林”。但在于丹心中，还有另一片林。
“今年我已经60岁了，水生植物研究的未来，梁子湖的未来，还要靠后来人。”
于丹成了一面旗帜。在他周围，汇聚着一群可爱的战友。
再过一个月，范书锋上岛就整整10年了。10年前的一天，于丹打电话给这个还在念本科的学生，希望他到观测站来做毕业设计。范书锋想也没想，一口答应下来。
范书锋依然记得，从武汉到梁子岛，自己换乘汽车、三轮麻木、渡船，颠簸了大半天。到达目的地，发现特意整的一套行头与这里的气氛格格不入。同一副建筑工模样的于丹相比，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观光旅游的客人。接下来的日子，挖土、搬缸子、下水捞草……跟他想象中的样子相去甚远。
对于当初的决定，范书锋并不后悔。“于老师的大半生都耗在梁子湖，这里是他梦想萌芽的地方。他的梦想，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
在学生眼里，于丹是严师，治学严谨。要是哪个学生课题没做好，水草没种好，于丹会严厉批评。事后，又会想方设法“开小灶”，陪学生熬上几个通宵，帮着查资料、修改作业。
每天天蒙蒙亮，于丹第一个起床，在岛上走走停停转两个小时，观察每一片区域湖水变化、实验池里水草长势，到实验室看学生的研究进度。等这些忙完了，就站在学生宿舍楼下等大家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
“我们好比哨兵，必须立正持枪站岗，如果怕风吹、怕日晒，是搞不好科研的。”于丹常对学生们说。
生活上，于丹则更像是慈父。梁子岛夏天热、冬天冷，因为学生穿的衣服不能从科研经费里报销，于丹用自己的工资给大家买。“冬天需要经常穿着胶鞋下水，于老师怕我们冻着，每年给我们买棉鞋垫。”王力功说，尽管岛上生活清苦、孤独，但大家却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严谨的治学精神，无微不至的关心关怀，成为后来者的人生指引。王力功、范书锋，这些曾经的学生，都成为老师，有了自己的学生。
接力棒，代代相传。25年来，从梁子岛上走出23名博士，其中5位晋升为教授、15位晋升为副教授，研究水生植物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的知识体系、科研条件和外围环境支持，都比25年前我到梁子湖的时候要好得多，我相信他们会比我做得更好。后浪推前浪，只有后浪比前浪高，才能越推越远，事业也是如此。”
湖天相接处，一群白鹭振翅起飞。于丹站在梁子岛的小山上眺望。
全媒体记者 黄朝晖 柯明珠 童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