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刘仁八村的红三军团建军纪念馆。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揭下了最后一层伪装面纱，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失败。鄂城县党员干部、工农运动骨干及武装绝大部分随贺龙将军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东下，参加南昌起义。中共鄂城县特别支部被迫解散，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毒手，白色恐怖笼罩鄂城全县。

　　重建党的组织

　　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党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判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为了贯彻落实“八七”会议精神，根据省委指示，中共阳（新）大（冶）县委成立，领导鄂城、阳新、大冶边区人民群众开展革命运动。1928年春，中共阳大县委派遣党员胡陶、柯灵前、朱少甫等人到鄂城内四乡，秘密串联分散隐蔽的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骨干，恢复党的组织，发展新党员。8月，根据中共阳大县委指示，中共鄂城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在长岭重建，朱少甫任书记，盛浩如任委员，特支领导全县党组织。1929年5月，中共鄂城特别支部被反动清乡团破坏，书记朱少甫惨遭杀害。6月，中共鄂城特别支部在杨林桥（现属咸宁）重建，黄金山任书记，盛浩如等为委员。鄂城内四乡（符石、贤庾、马迹、灵溪）各地党组织相继恢复，全县的红色政权也伴随着各级党组织的重建一同产生和发展，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新的历史时期。

　　组织刘仁八武装暴动

　　刘仁八镇刘仁八村位于原鄂城县东南与大冶县西南部交界处，曾是彭德怀、何长工、王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过的地方。这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暴发了由中共大冶中心县委领导的刘仁八农民武装暴动，揭开了武装斗争、创建鄂东南根据地的序幕。

　　1929年6月，中共大冶中心县委在大冶南山头金公祠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鄂城、大冶、阳新三县主要领导和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当会议进行到最后紧要阶段时，传来了县委干部万云山、刘钦臣、陈传道三位同志在马迹乡一带开展工作，被国民党刘仁八常练队杀害的噩耗。

　　刘仁八的反动地主武装——常练队是一支由大地主刘西岩 (原武昌总商会会长)唆使其帮凶刘维敬(绰号刘四混子)等集资购买长枪4支、短枪数支，拼凑有40余人的队伍，队长刘维敬。刘西岩将这个常练队恃为保镖力量，企图借以苟延残喘，与人民为敌。

　　共产党员万云山、刘钦臣以教书为名，坚持在原鄂城县马迹乡一带进行地下活动，陈传道以当伙夫为掩护，坚持地下革命活动。他们联系了许多群众，常常半夜召集群众到学校开秘密会议，启发群众的思想觉悟。他们有一部油印机，那些经常出现在刘仁八豪绅地主墙上的标语、传单就是他们组织专人刻写油印散发、张贴的。三人中，年纪最大的是陈传道，大约三十来岁，年纪最轻的是刘钦臣，只有二十五六岁。因为他们善于接近群众，所以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戴。6月27日，当他们正在进行秘密活动时,大地主刘西岩得知消息,即派常练队包围了杨湖小学，抓住万云山等3位同志。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万云山等3位同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义正词严地痛斥了敌人的暴行。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残酷杀害了万云山等同志。牺牲前，万云山高呼：“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万岁！”“我是共产党员，为革命为人民牺牲是光荣的、伟大的!我们虽然牺牲了，千万人会更迅速地站起来！”悲壮的言辞,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对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信心。

　　噩耗传到党代会上，与会全体代表愤怒了，决定提前结束会议，组织鄂城内四乡、大冶与阳新交界地区的农民举行暴动，准备工作由三县各负其责。6月30日，在中共大冶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发动阳新、大冶手枪队和鄂城、通山、咸宁3县农民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即六卅刘仁八农民武装暴动。中心县委成立了暴动指挥部，县委书记吴致民任指挥长。30日晨，近万名青壮年农民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地涌向刘仁八村。指挥长吴致民一声令下，阳大手枪队一马当先，暴动队伍的人员都佩戴红布条为记号，手持刀、矛、梭镖、鸟铳、锄头、扁担，高呼“为烈士报仇”的口号，把刘仁八常练队驻地包围得水泄不通。有常练队军事教练徐德意做内应,打开了刘仁八村的祠堂门。我方未损一弹，未伤一人，将40余名常练队员全部缴械。

　　在群众强烈要求下,枪杀了常练队长刘维敬，以告慰万云山等烈士的英灵。同时,还抄了刘西岩及其他豪绅的家,开仓放粮。随后，将刘仁八村大土豪的房子付之一炬。

　　六卅刘仁八农民武装暴动,震动了鄂阳大，震动了鄂东南，打开了金牛、保安革命斗争局面；发动了群众，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使鄂阳大地区成为红色政权巩固的后方，为红十二军和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创造了有利条件。

　　记者盛鑫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