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昕
“鄂王城”，也有文献在特定语境中称“古鄂城”，指西周中晚期熊渠封次子熊红为鄂王的封国之城，此城距今2900多年。熊渠封次子熊红为鄂王之后到秦鄂县的600多年间，以樊山为中心的整个鄂渚周边地区为鄂邑，其中陆续被当代发现的各种年代在东周以后的城址、遗址，与西周“鄂王城”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
“鄂县故城”，是秦汉鄂县的重要历史印记。此城为吴都武昌城的前身，在鄂州历史沿革中占有重要地位。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初置36郡，郡下设县。鄂县为秦初置县，汉代延续，历经400多年。
秦初，对外抓紧修筑北方长城，对内严令拆毁原来各诸侯所筑城郭，拆除险要地区所建堡垒。“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将原来住在六国城市中的贵族、豪民，强制迁到咸阳及其他偏远地区，以防止这些人复辟。很多战国时期的区域中心城市，因战争破坏和人口迁徙逐渐衰落。樊山南麓、秦鄂县之前的鄂邑旧有城郭，在秦统一后被“堕坏”之列。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在全国郡县治所普遍无城可依的情况下，刘邦“令天下县邑城”，即在全国的县及县以上政权治所修筑城池，从而掀起了汉代筑城高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邦手下大将灌婴受命“徙址”于樊山东麓筑城，“鄂县故城”从此诞生。
唐《元和郡县图志》在“孙权故都城”中记载：“本汉将军灌婴所筑。晋陶侃、桓温为刺史并理其地。”陶侃、桓温都曾以晋代的江荆刺史驻武昌，这说明汉初所筑“鄂县故城”经历了吴王城的历史辉煌之后，晋代仍在使用。这一历史事实不仅保留着清晰统一的文献记载，也得到了当代古城考古发掘的实证支撑。
蒋赞初在《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获》中记载：“六朝武昌城系孙权于221年时所建，故俗称‘吴王城’。由于在城址的最下层发现了汉代的文化层，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在汉代鄂县县城的基础上进行加固或扩建而成。”
“武昌城”，即三国吴都武昌城。此城在汉代鄂县县城的基础上加固或扩建，并作为三国初期吴国立国建都的宫城使用。229年东吴迁都建业，城内部分宫殿所用材料被拆运至建业重建。265年孙皓还都武昌前，城内部分宫殿又曾多次重建。280年晋灭吴以后，此城长期作为两晋江荆豫刺史驻地，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指挥部驻地。
20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蒋赞初教授称此城为“六朝武昌城”，意指此城历经三国、两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六个朝代，在南北朝时期逐渐荒弃。后来历经隋唐武昌城、明清武昌城，“武昌城”在长江南岸、樊山东麓绵延1600多年，直至辛亥革命以后的1913年改武昌为寿昌，后再改为鄂城、鄂州，樊山东麓“武昌城”的历史才告一段落。
文献里的“鄂王城”
“晋鄂城”，也称“故鄂城”。鄂县之名三国期间被弃用，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分武昌县复立鄂县，武昌县、鄂县并存，隋平陈后鄂县再并入武昌。晋鄂县的地理边界没有现存文献记载，但两晋南北朝300多年与武昌县并存的鄂县县城，即“晋鄂城”在武昌县西南，属隋唐以后的武昌县马迹乡，有清晰统一的历史文献和地方史志记载。
《水经注》中记载的樊口，扼江湖交汇之地，拥水陆交通之便，历史上可谓鼎鼎大名。《辞源》载：“樊口，因位于樊山脚下，为樊港入长江之口，故名。”樊口所依樊山，是4000多年鄂州城市历史的重要见证。宋罗泌《路史·国名纪》载：“帝尧时有樊仲文，今武昌有樊山。”简言之，唐尧时期樊仲文为樊国君，后来樊国在春秋中晚期被楚所灭，樊人被楚国强迫南迁至今湖北鄂州城西的山边，樊山之名因此而来。再后来这里为楚王封邑，相对于西楚、荆楚，这里被称为东楚、樊楚。所以，鄂州历史上被称为“旧樊楚地”。
鄂州早期历史，“唐尧时为樊国（部落）。夏为鄂都。殷商时为鄂国。西周夷王七年(前879年)，熊渠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封其次子熊红为鄂王。春秋时为楚之别都。战国时为鄂邑。秦汉为鄂县”。这段记述，大致勾画了鄂州从樊楚到东鄂、熊渠兴兵而至并在此封熊红为鄂王、春秋时楚之别都、战国时鄂邑到秦汉鄂县的基本历史脉络。
在熊渠兴兵至鄂以前，樊山鄂地为姞姓鄂侯的驭方之国，因勾结江淮之间的南淮夷集团反叛周王，被周夷王派兵剿灭。熊渠乘虚而至，即于此封熊红为鄂王。这段历史处在鄂州历史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之上。樊山脚下的“鄂王城”，是鄂邑区域传承的重要标志。樊山，始终是先秦鄂邑的治理中心。
文献里的“鄂王城”
唐朝初期，李泰、萧德言等著《括地志》，成书于唐贞观十六年，即公元642年。这部书也早已亡佚。现存《括地志辑校》有载：“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史记楚世家：中子红为鄂王。正义引）。”这里的“正义”即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句话意思清楚，唐代的武昌县（城）就是鄂王旧都。当时所称的鄂王神，就是熊渠之子熊红。
唐朝中后期，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也有类似《括地志》的记述：“武昌县，旧名鄂，本楚熊渠封中子红于此称王，至今武昌人事鄂王神是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唐时的武昌县旧名鄂，楚王熊渠封中子红在这个地方称王。唐时武昌人仍有敬鄂王神，即熊渠之子熊红之神的习俗。
北宋初期，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有别于同时期《太平御览》记载“鄂王城”的简介。《太平寰宇记》载：“鄂王城，在州西北百八十里。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鄂，僭称王，居此城。九州记曰（今武昌）是也。九州记略同。今鄂人事鄂王神，即遗像也。”
上述记载有多层含义。其一，“鄂王城”在州西北百八十里，楚王熊渠封中子红为鄂王时居此城。其中，州即当时的鄂州，就是现在的省会武昌。记载武昌（今鄂州）在“州西北百八十里”，按现代汉语表述习惯，实际距离一致，但方位完全相反。当时的鄂州应该在当时武昌的西北百八十里。不过这种方位颠倒的叙述，《太平寰宇记》记载的其他武昌县地标都是如此，说明只是表述习惯的不同，如“安乐宫，在州西北，水路二百四十里”；“南郊坛，在州西北百八十里，在县南”；“吴大帝城，在州西百八十里”。不仅如此，按上述地标与当时鄂州之间距离计算，与后来其他文献记载“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基本是一致的。其二，引用《九州记》的记载“鄂王城，今武昌”是也，与宋以前文献引用《九州记》的表述完全一致。同时在“九州记略同”注解中，对《宋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有关“武昌县叙所载尤为舛略”特别作出补充说明。其三，记载了宋朝初期，武昌人有敬鄂王神、供奉鄂王神遗像的传统习俗。这与《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代武昌人事鄂王神的习俗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