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昕
清末，光绪十一年（1885年）编纂的二十八卷本《武昌县志》，较康熙、乾隆《武昌县志》增加了大量内容。其中，关于“鄂王城”的记述和考辨，占用了很大篇幅。该志所记载的“鄂王城”，也由历代文献肯定在“武昌县西南二里”，改变为在武昌县“马迹乡”。光绪《武昌县志·古迹》，关于“鄂王城”有三段大篇幅的记述。
“鄂王城在县南（案：当作西南）一百二十里。周夷王时，楚熊渠封中子红为鄂王（《王会新编》）。鄂王城即楚封子红处，在县西南二里。东西九十步，南北百步。案：《名胜志》引《九州记》：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属马迹乡。考马迹乡在县西南一百二十里，距府治一百八十余里，与《寰宇记》所称在鄂州百八十二里正合。今遗址关门石尚存。土人呼为鄂王城，其为楚封址无疑。《舆地纪胜》《名胜志》所据里数，或是脱误。今县西南二里滨湖，亦无故城址也。”
这段文字，里面大有玄机。首先，分别引据清代地理总志，一说“鄂王城，在县南（案：当作西南）一百二十里”，一说“鄂王城，在县西南二里”。一正一反，给人留下历史文献记载不一的印象。接下来，通过“《名胜志》引《九州记》：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属马迹乡”，以此提出前后明显矛盾的问题。再接下来，“考马迹乡在县西南一百二十里，距府治一百八十余里，与《寰宇记》所称在鄂州百八十二里正合”，给出“鄂王城”就在马迹乡，且方位距离“正合”的具体数据。最后，强调马迹乡“今遗址关门石尚存。土人呼为鄂王城，其为楚封址无疑”。而“今县西南二里滨湖，亦无故城址也”。所以，“《舆地纪胜》《名胜志》所据里数，或是脱误”。强化马迹乡遗址就是“鄂王城”的最终结论。
考清代地理总志《王会新编》，并没有“鄂王城，在县南（案：当作西南）一百二十里”的表述。明末曹学佺所撰《大明一统名胜志》，其中关于鄂王城的记载，《名胜志》引《九州记》的只有前面一句，即“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楚僭称王也”。而后面“今人祀鄂王神，遗像存焉，属马迹乡”，是《名胜志》自己的说明，时间指的是《名胜志》编成的明朝万历年间，当时马迹乡供奉有鄂王神遗像、保持有祭祀鄂王神的习俗。将上述两句话掐头去尾，不仅与所引文献原意严重不符，而且自相矛盾，误引原文显而易见。至于宋代《太平寰宇记》关于“鄂王城”的记载，前面已经原文列举，其中根本没有“在鄂州百八十二里”这样的方位距离数据。
关于“土人呼为鄂王城”，据《鄂王城》（政协大冶市委员会编、长江出版社）记载，元末明初，马迹乡故城遗址周边从江西迁来少量人口，后来以邹姓一族发展最快，逐渐在城址周围形成六个邹姓村落。明清之间，邹姓曾经主持并联合其他姓氏修复濒临倒闭的鄂王神庙，供奉鄂王神像，代代由邹姓族人看管维护，直至新中国成立。这段记载说明，“土人呼为鄂王城”的历史只可能出现在明代以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服力。
“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史记·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案：《水经注》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旧楚地。世本称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晋太康《地记》以为东鄂。《九州记》曰：鄂，今武昌也。诸地志以为江之右岸，当在今武昌县治左右，遂删减里数，迁就以求合。其实，城址尚在不可强为之词也。余详晋鄂城……宋薛季宣《鄂墟赋》……又《鄂城篇》……案：士龙此诗及赋，亦以县之西南二里为鄂王城，亦沿当时之误也。”
在第一段文字的基础上，这段文字重点展开对历代文献有关“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的否定。《水经注》记载的“鄂王城”对后世文献影响较大，但因为马迹乡“今遗址关门石尚存。土人呼为鄂王城。其为楚封址无疑”，被一概否定为“诸地志以为江之右岸，当在今武昌县治左右，遂删减里数，迁就以求合”。薛季宣诗赋现场记载“鄂王城”在县西南二里，也因“城址尚在不可强为之词也”，肯定其“亦沿当时之误”。不过，这似乎也正好说明，当时不同意“马迹乡说”的“强为之词”是比较集中的。
“晋鄂城在县西南（《一统志》）。马迹乡有鄂王故城。《土俗编》以为晋鄂城是也。熊志案《宋书·州郡志》太康元年，复立鄂县，而武昌如故。《水经注》：今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山在城南，则郡城在山北矣。晋时武昌郡故城，当在今治城西北。又《舆地纪胜》：晋志武昌郡领县六，既有沙羡，又有鄂县及武昌三县并置。又武昌县下注云：故东鄂也。鄂县下注云：有新兴马头铁官。《水经注》引庾仲雍《江水记》：谷里袁口江津，南入历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兴马头，二治盖在樊湖以南矣。则鄂县盖东近兴国军界。元和志于永兴县书云：本鄂县地，则可见矣。又《通鉴·地理通释》云：武昌故东鄂，今州东北（当脱百字）八十里，武昌山在县南百九十里。鄂县盖东近兴国军界。《路史·国名纪》，今兴国军有故鄂城，盖马迹乡，本永兴地也。据此则楚鄂故城，即今马迹乡之鄂王城。秦汉无可考者。吴改为武昌郡，而鄂废。至晋复立。仍因楚之故城而修复之。非有两地也。”
这段文字既是第二段文字的延伸，也是通过强调晋鄂县城与“鄂王城”为同一座城，而对其他文献的不同记载予以否定。晋鄂县在樊湖以南，其下有新兴马头铁官，这在武昌历史上是明确的。但晋鄂县的县域边界，却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至今并无定论。上面这段文字列举了《舆地纪胜》《水经注》引庾仲雍《江水记》《元和郡县图志》《通鉴·地理通释》《路史·国名纪》等多种文献有关晋鄂县城的记载，通过这些记载，确实足以得出晋鄂县城在马迹乡的确切结论，与《武昌土俗编》的记载并无矛盾之处。然而，“据此则楚鄂故城，即今马迹乡之鄂王城”的结论，则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因为上述诸多引文皆没有，也不能证明马迹乡有“鄂王城”。至于最后“吴改为武昌郡，而鄂废。至晋复立。仍因楚之故城而修复之。非有两地也”，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主观定义。
光绪《武昌县志》通过上述三段文字，在预设前提“今遗址关门石尚存。土人呼为鄂王城，其为楚封址无疑”的基础之上，推翻“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的千年定论，肯定马迹乡古城遗址就是“鄂王城”。从此，因官修县志肯定马迹乡“城址尚在”，“鄂王城”在“县西南二里之说”一度百年沉寂。
光绪《武昌县志》之后，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编成、1921年出版的《湖北通志》（又称宣统《湖北通志》、民国十年版《湖北通志》），明显采纳了光绪《武昌县志》关于“鄂王城”的记述。该志在武昌县下记载：
“古鄂城即今县治。汉县，吴改为武昌（嘉庆志）。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旧樊楚也。世本称，熊渠封中子红为鄂王，晋太康地志以为东鄂。九州记曰：鄂，今武昌也（水经注）。案：名胜志引九州记，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属马迹乡。今马迹乡在县西南百二十里，距府治百八十余里，有故城遗址，土人呼为鄂王城，与寰宇记所称西北去鄂州百八十三里正合。名胜志所据疑有脱误。嘉庆志谓即今县治恐非。宋薛季宣鄂城篇：袁山野火春风吹，惊扬万马争奔驰。鸟龟阪头蕃草木，化作灰烬张天飞。武昌佐史皆好古，煮茗联镳访城府。狂生此意复不浅，好事大家何尔汝。鄂王城阙烟苍苍，鄂王宫殿波茫茫。”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