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记者 李洪江 通讯员 相利

　　不久前，葛店下街范家巷来了一位寻根访亲的八旬老人，老人名叫范维澄，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当天，陪同范维澄寻根的同时，鄂州谱牒文化研究专家李幼安特意带了一本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编撰的《范氏支谱》，“这份家谱的原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是我们想办法购买了它的复印件，范维澄院士看到后很高兴。”李幼安说。

　　家谱犹如一条时空隧道，在这里，范维澄与百余年前的范志熙有了一场特殊的“遇见”。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编撰的《范氏支谱》里，保留着由范志熙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主修家谱所写的序言：“岁壬申春，熙奉讳归里。从父春圃公适以谱事嘱熙，且告之曰，吾族固有旧谱，明季毁于兵，我先人思续修者屡矣……吾族自江右迁楚，相传明隆庆间，支祠则建自清朝乾隆丁酉年。”

范维澄院士（左二）正在翻阅《范氏支谱》

百年老巷——范家巷

　　范志熙（1815年—1889年），字月槎，清武昌县神山乡神四里人，木犀香馆主人。清武昌县即今鄂州市，神山乡即今葛店。资料显示，咸丰十一年（1861年），范志熙考中举人，先任国子监助教，再任扬州府淮北监制司同知，后任江苏候补道。

　　对这场特殊的 “遇见”，李幼安有自己的感知：“关键是，他们的根在同一条街上，也就是现在的葛店下街范家巷。而根据我对鄂州谱牒的研究，发现鄂州最‘牛’的科举家族当属这条老街上的范氏家族。”

　　科举萌芽于南北朝时期，定型于唐朝，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进士考试，前后经历1300余年。那么，1300多年来，鄂州出了多少进士、多少举人？出现过哪些有代表性的科举世家？

　　李幼安对此进行初步梳理研究，以进士为例，从宋代算起，至清朝末年，鄂州出了105个进士。

　　代有科名，为什么说葛店范氏家族一枝独秀呢？

　　“虽然说，在鄂州，张、王、朱三姓以科举数量占据前三甲，但是张、王、朱三姓各有数个支派，且相互之间是各立宗谱，派行各异。再看葛店范氏家族，4名进士均出自一个家族。”李幼安说。

　　根据范氏家谱记载，自清同治九年（1870年）开始，范氏先祖就在葛店下街建房定居，取名“范家巷”。小巷老街依在，窄且不长，却因一代代范家子弟人才辈出而显非同一般。科举取士，小巷走出了太学生（在国子监就读的学生）、庠生（秀才）200多人，连续中举者高达30余人，更有4人高中进士。

　　资料显示，葛店范氏家族除第一世、第三世外，均有士子获取科举功名，主要来自两房，一是范廷鉴后裔范鸣珂、范鸣和中进士，二是范开椿后裔德镕、德权中进士，这两位分别是范志熙的次子和三子。

　　《清代名人轶事辑览》中记载了一则范鸣和与张之洞之间的佳话：“壬戌会试报罢，同考官内阁中书武昌范鸣和预荐，而卷在郑小山处，未获中，范争之泣下。明年癸亥，仍出范鸣和，得中。范赋诗四章，有‘再到居然为此人’句。张之洞亦赋《感遇》诗五律三章，一时传为科场佳话。”

　　意思是，清同治元年（1862年），范鸣和时任科考同考官。张之洞入京会试，三场试毕，试卷按比例分送各同考官评阅，再由主考定夺。张之洞的试卷送至同考官范鸣和批阅，范鸣和赞赏不已，向主考力荐，但未录取。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张之洞赴京再次参加会试。恰巧张之洞的试卷又送至考官范鸣和案头。范鸣和向主考极力举荐，张之洞终于获隽，高中探花。

　　到了民国年间，范廷鉴后裔范吉六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新中国成立后，范吉六之子范治纶成为中国水利教育的先驱和中国水利学教育奠基人之一，曾经参与建设新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

　　“范维澄院士便是范治纶的次子，其兄范维唐成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之一，范家‘兄弟双院士’是葛店范氏家族杰出的代表。”李幼安说。

　　而范鸿劼则是范廷鉴六子范先庚的后裔，他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同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一起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6年 4月28日，范鸿劼与李大钊等一起英勇就义。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编撰的《范氏支谱》里对范鸿劼有记载，他出生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二十九日卯时，也就是说，修此家谱时，范鸿劼才11岁。”李幼安说。

　　教育是人才的根本。相关资料显示，明清时期的武昌（鄂州）教育与人才是在艰难中崛起。武昌县书院始于宋代，兴于元代，盛于明清。明清时期，湖北书院以黄州、武昌二府为多，而武昌县明清书院有5所，在武昌府各县中位居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