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鄂州只有两条公路，西至武汉，约60公里。
1951年恢复通车，每天对开一班；南至金牛约50多公里，直至1955年正式通车。
1951年，我在谈桥区工作，每逢到县城开会，一律背上行李步行，中途在大冶县还地桥镇住一宿，次日才能到达。
1953年春，我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多数时间下乡，除北边区乡，可按时乘车外，南边几个区乡仍须步行。直到1954年春，为了便利工作，县委才下决心，花钱配置几辆自行车，书记和两位副书记各一辆。办公室和宣传部的干部下乡时间较多，也各配一辆，这是县委机关第一次有了交通工具。
1956年秋，太和区发生了上千群众到金鸡坡取神水事件，地委副书记刘红烽率队，组成地、县委联合工作组，驻在太和区谢埠乡夏家畈村，经过一个多月工作，并帮助群众解决口粮及治病等困难，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一天下午，工作组正在研究总结时，县委办公室来电话，催促当天必须将总结报告送到县城。次日上午报省，时已近下午4时，班车已过。办公室指令要我骑自行车送到县城，为安全起见，由办公室派一名通讯员骑车到铁山相迎。我们在铁山会合时，已是上灯时分，在餐馆各吃一碗面条，又飞车向县城驶去。刚好于8时到达，又忙于投入打印校对。这是我平生骑车时间长（将近4小时）而速度快（约110里）的一次。
1958年，旭光人民公社成立，我被选为副社长，先后接待几十起到旭光参观的外宾。1959年1月，《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陪同东欧6国新闻代表团参观旭光人民公社，回到汉口璇宫饭店后，意犹未尽，指名道姓要我连夜赶去和他们座谈。由省外事处打电话到县委，请县委第一书记石岗接电话，并要求派车送我去武汉，石岗同志苦笑着说：“我们县里哪有小车送？”稍停一会儿，对方才说“通知柯安亭在樊口立等，我们派车来接。”事后得知借用的是省长的小车。
自那次后，石岗便萌生了要配小车的念头。恰好，有人反映汽车站仓库有一辆破旧轿车。石岗立即指令交通部门设法修好，并配备一名技术高超的司机。1959年3月，这辆绛色小车开始启用，除司机外，石岗仅带我随行。开始，不敢走远，仅到石山、新庙，后又到碧石、汀祖，虽说慢速，比自行车还是快得多，况且舒适。
6月的一天，华容区召开干部会，汇报各乡整风情况，这是我们坐小车行驶得最远的一次，听完汇报，在区里吃过中午饭，大家送我们乘车返回。上车后，刚一发动，司机感觉不对头，忙下车检查，发现右后轮被刺破，轮轴上还脱落两颗螺丝。石岗大怒，认为有人蓄意破坏，当即打电话到县公安局，立即派人去调查。这是全县唯一的一辆小轿车，自然也没有修配点。我们只好等待班车回到县城。事后，听说是几名小孩子顽皮所致，而这辆小车也算完成了它报废前的几次亮相。但它却是鄂城出现第一辆轿车。
“文革”后期，县委会有了一辆吉普车，至于小轿车的使用，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日子了。
半个世纪过去，随着生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现在鄂州已是车水马龙，各个行政村通了班车，并在全省率先实现村村通水泥路，各式车辆遍及城乡，小轿车不仅仅是部门单位的交通工具，而且也为不少城乡居民私人所拥有。
□柯安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