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建国
习近平同志在今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鄂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时，也当通过梳理历史文脉，更好鉴古知今，谋划未来。就涉及鄂州历史文脉的几个问题，笔者谈谈一孔之浅见。
1、鄂州历史文脉根基有多深？
要理清鄂州历史文脉，首先必须把鄂州历史文明的“米桶”弄清楚，也就是其根基从何时开启？
从遗址和实物来考证，鄂州约有5000年文明史。镌刻在凤凰台上的《鄂州历史纪要》开篇这样记述：“公元前3000年前后，境内即有人类繁衍生息。华容和尚山村落遗址具有屈家岭文化特征，蒲团吴家大塆村落遗址具有龙山文化特征。新庙罗家嘴、西山团鱼山、葛店坟山地、华容螺丝眼、庙岭大山、太和金盆垴、长岭鸡鸣祠等地，亦发现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及文化遗存。”这是通过上世纪以来考古得出的结论，也有鄂州市博物馆馆藏文物作佐证。
据上述记载，鄂州历史文脉开启于包括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在内的新石器时代（大约从10000余年前开始，终止于4000多年前）。撰写《鄂州历史纪要》时，在对上述考古遗址和实物进行综合研判的基础上，按照比较保守的时间推算，鄂州文明史约为5000年。该纪要正好记述了5000年（公元前3000年—2001年）发生在鄂州历史上的大事。
鄂州有文字史料可考证的历史约有4000年。见证鄂州远古历史的最早史料为宋《路史·国名纪》，其有“帝尧时有樊仲文，今武昌有樊山”的记载。帝尧大约生活在距今4000余年前。
因此，不论是从遗址和实物考证的结论看，还是从有文字史料可稽的历史看，鄂州历史文脉的第一个特征是源远流长。
2、鄂州历史文明主脉在哪？
任何一地文明，都与所在国、所在地域、所在民族文明息息相关。中华文明总的来说是包容并蓄、多元合一，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鄂州屹立在长江中游南岸，自然其历史文明主脉源自长江文明。
鄂州历史文脉植根于长江文明，随着长江文明的孕育而萌芽、发展、成长，又在长江文明与黄河等文明的碰撞融合中捧出一颗颗珍珠碧玉，为长江文明辉耀华夏作出贡献。
《史记》记载，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雄峙大江南北的楚国，其第一次自封三王、建第一个王城就在古鄂国故地的鄂邑。这不仅是楚开始“不服周”的标志之一，也是鄂州历史上从云梦泽东南端的荒蛮江畔，逐步发展成为长江中游称雄一方的诸侯国国都重邑的标志，同时还是楚国为长江流域开发按下“快进键”的标志。
由此，来到鄂邑大江的鄂君子晳，其留下的《鄂君歌》（或称《越人歌》），既是楚辞这一代表长江流域古代文学艺术辉煌的源头之一，又是最早见证长江流域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文艺作品之一。还有一位鄂君启，持着楚怀王颁发的金节从古鄂邑出发，在大江上下进行水陆物流贸易。鄂君启节上镶嵌的金字铭文，不仅说明了古鄂邑商贸、物流、交通在长江流域的发达程度和枢纽地位，还成为研究我国古代商贸流通史、交通运输史、税务通关史的重要实物史料。
又比如，由于鄂州古代是长江流域农耕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南北朝宋、齐年间的武昌人戴凯之，以长江流域盛产的竹子，撰写出中国最早的禾本科竹亚科植物专著《竹谱》。他也成为鄂州历史上第一位享誉华夏的本土学者。
因之，鄂州历史文明主脉贯通古今，连绵不绝，既是鄂州历史文脉的活力源泉，也是其第二大特征。
3、支撑鄂州历史文脉的框架是什么？
就其历史文脉的衍生传承看，长江文明在鄂州相继孕育出的三大古文化：“樊文化”“鄂文化”“武昌文化”。这三大文化鼎足而立，不仅成为古今鄂州文化传承发展的三大基因，而且是支撑鄂州历史文脉框架的主体。
樊文化。虽然古樊国存在多长时间无法精确考证，但在鄂州大地留下了樊湖（现梁子湖流域）、樊川（樊溪、现长港）、樊口、樊山（现西山）、樊楚（楚国发展到古樊国的历史概括，与荆楚相对应）等带樊字的名称。这便是“樊文化”遗存至今，使人能时时回味古樊国的一个个文化符号。从帝尧大致生活年代算起，到《史记》记载古鄂国被周王朝所灭的大致时间判断，“樊文化”在鄂州古代大约滋生绵延了1200年左右。
鄂文化。以“鄂”为名的这一大块历史起伏绵延了1300年左右，大部分时间有信史可考，在鄂州大地留下鄂国、鄂王、鄂王城、鄂邑、鄂县、鄂城（县、市、区）、鄂州等名称。其中按信史计算的以“鄂”为名历史共1206年，分为古今两段。第一段从《史记》记载的公元前879年（周夷王七年）楚君熊渠封中子熊红为鄂王、建鄂王城算起，到孙权221年（魏黄初二年）改鄂县为武昌，刚好1100年；第二段从1914年寿昌县改为鄂城县至2020年，为106年。另据《史记》有关古鄂国迁移到长江中游、史称东鄂的记述推测，熊渠来到鄂国故地之前的这段东鄂历史可能有百余年。
武昌文化。以“武昌”为名这一大块历史有1692年，即从孙权改鄂县为武昌起，到1913年（民国二年），武昌改名寿昌县止。
4、三大古文化有怎样的内涵？
长江文明主脉就像一根金线，穿起“樊文化”“鄂文化”“武昌文化”三大珍珠。这几大珍珠既各具特色、三足鼎立，又交相呼应、延续叠加，一起成为鄂州古今文化传承发展的最核心要素，一起“写就”鲜明地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
鄂州枕大江抱大湖，有百湖之市美誉。肇始于“樊文化”的鄂州历史文脉，就有了丰富的水乡文化基因。鄂州现存最久远的诗歌、梁启超称之为“殊不在风（《诗经》）骚（《楚辞》）下”的《鄂君歌》，开篇吟的就是“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鄂州古代迎来的第一位在世界享有盛誉的大诗人屈原，就曾鄂渚行吟。在古武昌居住生活的元代知名文人丁鹤年，笔下写的不是“万朵青莲镜里开”，就是“川光媚蚌胎”，成为赞颂水乡古城最有名的代表作之一。
“鄂文化”在鄂州历史文脉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以矿冶铸镜、商贸物流为重点的工商文化和以名流赋诗留墨为主要内涵的名人文化。
鄂君启节正是见证这一历史发展进程的铁证。由“鄂文化”衍生的工商文化，虽然没有像水乡文化那样留下许多文字形态的遗存，但其理念、精神等形态的文化影响却无处不在，成为鄂州古往今来最大的一张名片和城市发展的王牌特色。从某种角度来看，鄂州成为“钢城”也是文脉的传承。
同时，在鄂邑日益兴旺之中，方方面面的人才俊杰或在这里汇聚，或慕名流连于此，留下大量的逸事佳话。鄂君启、屈原相继在这里写下的千古名作，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例证。这一文化现象并未随鄂国、楚国的消逝而终止，而是在随后的历史长河里生生不息、日益繁盛，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名人文化。
古武昌连绵发展到辛亥革命后更名。那么这段历史衍生的“武昌文化”，其精髓是什么？首先，“以武而昌”还为吴都古城留下了尚武建功文化和积极进取精神。自三国孙吴开始，凡涉及长江中下游的纷争，古武昌都为抗衡第一线，陶侃、庾亮、岳飞、彭玉麟和贺龙、彭德怀等叱咤风云大将名帅，先后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气壮山河的大戏。不仅如此，从武昌走出的熊桴成为威震华夏的抗倭英雄；辛亥革命时，彭楚藩是牺牲第一人，程正瀛打响第一枪，吴兆麟为第一个总指挥；中国共产党起步发展时，刘伯垂受陈独秀指派，参劼与创建湖北第一个党组织，范鸿跟李大钊一起上绞刑架。
其次，体现三国时期古武昌“龙蟠凤集”的史实数不胜数。比如孙权在此广纳各路精英、四海贤才。他通过延请印度高僧，大量翻译佛经，便有了《中国佛教史》江南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的赞誉。他迁来能工巧匠、商贾大户，使古武昌铜镜漂洋过海到日本等地。他在这里接见大秦（对古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商人秦论的这一史实，是见证陆路、海上丝绸之路在长江中下游发育成长的最早交往活动之一。这些使古武昌逐渐形成海纳百川、开放进取风气，千百年来吸引无数大德贤儒、佛道名流来到这里妙笔生花、弘道著述。其中就有发祥净土宗的慧远、结庐炼丹的葛洪等。
万法归一，历史走到今天，鄂州在新时期开启了新征程。三国吴都在开放引进中焕发生机，成为湖北省最早的改革开放试验区，建立了湖北第一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即将成为全球第四、亚洲第一的航空货运枢纽城市。
总之，鄂州历史文脉源远流长，5000年文明贯通古今、连绵发展，这在全国地级市中并不多见。因此，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应进一步坚定自信，在永续传承中将鄂州历史文脉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