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春

　　鄂王故城今何在？这个故城说的是鄂王城。当前流传最多的是大冶金牛一说，即“古马迹乡说”。其实，自清末以来，熊红的鄂王城还有一说，也就是鄂城西山（樊山）说，即“鄂县故城说”。

　　据司马迁《史记·楚世家》等文献记载，公元前11世纪殷商末年，周朝的奠基者姬昌（史称周文王）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年逾九旬的鬻熊为老师，他是楚人的始祖。到了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异姓诸侯，其时鬻熊及子、孙均已去世，于是封其曾孙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多数人认为在丹江口市）”，立国于今湖北西北部的荆山一带，史称荆楚。国都在今汉水流域的丹江口市附近。

　　156年后的公元前886年，熊绎五世孙熊渠继位。熊渠在位经过几年治理，得到国人拥戴，国岀力迅速强盛，首先向西扩张，兵占领今竹山、房县一带。

　　周夷王八年（公元前878）又挥师沿汉水东下，占领汉水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立其“少子执疵为越章王”。接着出汉水顺长江抵达今湖北东部，占领鄂国，封其子熊红为鄂王。故《楚世家》明确指出，熊渠三子所封“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熊红在樊山（又名袁山，今鄂州西山，下同）一带安民建城，所以《名胜志》引《春秋》之语称其地域为“鄂渚樊楚”，后世称熊红所居之城为“鄂王城”。

　　2年后，即公元前876年，熊渠去世，熊红受命回国都继承王位。一年后被“其弟弑而代立”，其弟在位长达29年，史称熊延。自此鄂王城因熊红归国而成为鄂邑。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推行郡县制，在此设置鄂县，这便是“鄂县故城说”的由来。

　　除了以上所述，还可从一些系列历史、地理典籍及士子文人专著和诗文记载里寻找鄂王故城的踪迹。

　　三国时，史学家、医学家皇甫谧在《帝王经界纪》中说：“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鄂，今武昌县也。”晋代佚书《九州记》说：“鄂，今武昌。”《太平寰宇记》引《九州记》说：“鄂王城，今武昌是也。今鄂人祀鄂王神，即遗像也。”

　　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水经注·江水注》中连续记述——“江水右得樊口”“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旧樊楚之地”“《世本》称‘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孙权以魏黄初元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这表明长江中游南岸的樊口，熊红为鄂王时的鄂王城、鄂县故城、孙权武昌城都在樊口附近的“旧樊楚地”。

　　二十四史的《晋书·地理志·荆州》载，两晋时武昌郡统武昌、柴桑、阳新、沙羡、沙阳、鄂、官陵七县，其中有记载“武昌，故东鄂也，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此”，又说“鄂，有新兴马头，铁官”，这就进一步印证了《水经注》的说法。

　　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引用初唐大型地理著作《括地志》说：“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清楚指出武昌县治就是鄂王旧都。

　　南宋初年，浙江永嘉人薛季宣任武昌（今鄂州）县令期间，写了篇《鄂墟赋》，专门记述了鄂王城的兴衰始末。开篇就说：“按籍披图，乃窥鄂墟。”表明他是按照典籍和图册亲赴实地考察，并非岀妄说。紧接着，清楚指

　　鄂王城所在位置是“鄂渚缭乎其前，樊山峙乎其北”，即在西山南麓。眼前见到的情景是“有邑无民，荒城已芜”。这就是说，早在900年前，鄂王城就已成为无人的荒城，原因是“红归国废”。

　　在薛季宣后大约60年成书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也载：“鄂王城即楚封子红处，在县西南二里。东西九十步，南北百步。”按其所指，笔者推断应在今鄂钢老厂区东部至大旗墩宿舍区、市中心医院老住院大楼一带的高地之上。

　　清康熙十二年，任武昌县令已经七年的熊登（今江西南昌人）纂修《武昌县志》。该志在记述鄂州历史沿革时说，“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今县西南二里有鄂王城”。为避免引起争议，其参修人士张子翼特意在“建制沿革”后加上按语说：“楚自子红，提封袁山，有鄂王城，旧矣。南郡隶于秦，江夏隶于汉，樊渚山川如故也。”将鄂王旧城与附近的樊山紧密联系在一起，谓为“樊渚山川”。与康熙《武昌县志》同一时期的《古今图书集成》对此前历朝的说法作了一次总结，明言武昌县治“西南二里有鄂王城”。

　　此外，明清时期游历过鄂州的文人士子，其诗文对西山鄂王旧城多有提及，在此不再一一叙述。

　　尽管自战国至清代，诸多资料对鄂王城在“鄂县故城”的说法均有表述，遗憾的是，至今未能有物证。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中华文明史悠悠五千年，历史上见于典籍记载而未见其遗踪的城址比比皆是。如云南古滇国，最早在司马迁《史记》中有过记载，人们只知其大体方位，由于已被现代文明所覆盖，很难再见其真面目，但丝毫不影响它的存在。

　　大概，樊山脚下的鄂王故城也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