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义文

　　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后，上大学的孙女请我去影院看了场电影——《速度与激情》。票价60元，虽然有点贵，但高科技特效下声光电的梦幻组合，给人带来的视听享受确实不同凡响。

　　面对奇妙无穷的光影世界，我从懂事时起就非常着迷。读小学时还曾动手做过万花筒，当年吸引了一群的“小粉丝”，赢得不少的掌声与喝彩。

　　新中国成立初期，县城街市上出现的“西洋镜”“留声机”“机器戏”又成了我的最爱，好不容易省下几分钱，却心甘情愿投进那些摆摊艺人的荷包里。其实，“西洋镜”就是一个小小的塑料盒，转动旋扭，看到的便是一张张彩色画面。“留声机”则是一个长方形的木匣子，打开后装上圆形的唱片及磁头，摇动手把，“流”出来的便是戏曲或歌曲。而“机器戏”的形状像一口方箱子，上面有个手动的放映装置，周围的4个孔可供人观赏，箱外的艺人边摇放映装置边唱小曲，配合箱内放映的无声动画片，倒也妙趣横生。

　　记忆里第一次看电影的印象特别深刻。1951年5月的一天傍晚，大西门广场上人头攒动，“司令台”前挂着一块银幕，放映的是配合土地改革的故事片《白毛女》。

　　当时条件简陋，只有一台放映机，趁换胶片的间隙，鄂南文工团的演职人员便借机高唱革命歌曲。随着剧情深入发展，人们义愤填膺，“枪毙黄世仁，打倒反动派”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夜空。

　　少年时代看电影对于我们这辈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享受”。上世纪50年代中期，县城只有露天电影，没有电影院。放映点多设在公安局大院、江家大院、大庙大院等有围墙的地方，5分钱一张门票。

　　心里痒，可又没钱，为了能看场免费电影，我们翻过院墙，钻过狗洞，也摔过不少跟斗。但只要能看上《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上甘岭》等期待的电影，即便跌得鼻青脸肿也在所不惜。

　　1957年，鄂城县有了第一家专业电影院，设在新民街汪家祠堂内。长条形的木板凳，空间狭小的放映室，票价分为8分和1角2个档次。后来经过大修，换上了靠背椅，票价也随之涨了2分。

　　1966年前，城区的专业电影院有“鄂城”“人民”2家，樊口有1家，鄂钢、通用、肉联、水泥厂、大礼堂、京剧院及农村人民公社等单位，也定期或不定期放映国内外的各类影片，票价均在2角以内，观众十分踊跃，各取所需。

　　从此，《英雄虎胆》《铁道游击队》《永不消逝的电波》《地道战》《地雷战》等讲述了红色政权的来之不易。《鸡毛信》《地下少先队》《小兵张嘎》等青少年思想教育的鲜活教材。《甲午风云》《林则徐》《十字街头》《林家铺子》《马路天使》等展现的是历史与反思。《国庆十点钟》《黑三角》《古刹钟声》等紧张惊险。《列宁在十月》《流浪者》《天堂里的笑声》《巴黎圣母院》《唐伯虎点秋香》《笑笑笑》《五朵金花》《阿诗玛》《山间铃响马帮来》等呈现不一样的视觉感受。《天仙配》《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是中老年人和戏剧爱好者的首选。当然，轰动一时的还有《刘三姐》《洪湖赤卫队》《红楼梦》等，真可谓繁花似锦、美不胜收。

　　“追星族”不是现代年轻人的专利，我们当年对赵丹、白杨、王丹凤、孙道临、王晓棠、陈强、田华等电影明星的追捧，绝不亚于现在的孩子们。不过，那时比较理性客观，少了些狂热罢了。对于流行的电影插曲，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的仍是鄂城一中王路老师作词的《护士日记》片子里的《小燕子》，以及《洪湖水浪打浪》《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优美动听的旋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城内又新建了一座多功能的影剧院及露天电影院，放映点更是遍及城乡。《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火烧圆明园》《早春二月》《雷雨》《望乡》《追捕》《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巴士奇遇结良缘》等一大批国内外优秀影片轮番上映，让民众大饱眼福。

　　特别是彩色武术故事片《少林寺》上映时，周边的农民兄弟骑着自行车、开着手扶拖拉机，有的甚至摸黑步行10余公里往城里赶，为的是能最先感受这久违的声光世界。

　　现在，电影院的规模也逐步小型化、时尚化、多元化。各种风格的影院星罗棋布，放映手段与视听效果今非昔比。16毫米、32毫米、黑白电影、宽银幕电影如今已成“古董”，取而代之的是全景立体声光、双机激光放映、高档多彩享受和尖端极致的观影体验，鄂州人自己还筹拍了第一部彩色影片《武昌情殇》。

　　“穿越光影、抚今追昔，感受变迁、耳目一新。”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我与儿时的邻居伙伴“老夫聊发少年狂”，去影院来了一次和时下网红影星的亲密“约会”。

　　回顾峥嵘岁月，展望美好未来，不禁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