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战期间，鄂城沦陷不到一个月，在涂家垴诞生了鄂南抗战第一支地方武装——梁湖抗日游击大队。

　　鄂城、武昌相继沦陷后，中共武昌区委为了迅速打开抗战局面，决定转移到土地革命苏区，距离铁路、公路交通线和日军据点较远的鄂城县涂家垴，开辟梁子湖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底，武昌区委负责人王健民、王水乘船到涂家垴了解情况，并发动群众。得知在该镇白云寺有一个私塾，当地人说读书的是20余位年龄蛮大的学生，两人马上前往察访。

　　此前，日寇在梁子湖周边无恶不作的消息不断传到这个偏僻的湖畔私塾，使这里的“大学生”早就义愤填膺，坐不住了。王健民两人的到来，使他们投身抗战的激情更加高涨。其中的王儒林是一名地下党员，他的哥哥就是1930年“斗山寺惨案”前牺牲的贤庾区委书记王时雨。后来，王儒林参加红军当了连长，一次在战斗中受伤被俘，设法逃回了家乡，武汉会战前他还到武昌寻找党组织，准备参加抗战。现在见到“娘家人”，王儒林当即改名王甦　，以此表达失去党组织和部队后的“复苏”。

　　（二）

　　在王甦　等人的大力配合下，动员群众工作进展神速。三天后就召开了由300多人参与的大会，一时间，涂家垴这个有着百余家商户的集镇抗日热潮兴起，并迅速向梁子湖周边传播。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王水和王甦　等人还想方设法筹集枪支弹药。首先是将原来掩藏的枪支找出来，接着是收集流散伤兵所携带的枪支。更为重要的是，采用先礼后兵的方式，缴获涂家垴商会所藏枪支。

　　原来，涂家垴商会会长王锡三是当地一霸。他趁乱收买溃军枪支七八十支，其中还有机枪四挺。王锡三多次到有日本驻军的鄂城金牛，勾结这里的商会会长柯友吉，准备在涂家垴组织维持会，成立民团。令他没想到的是，中共队伍这么快就来了。他把枪藏进牛栏，对上门做工作的人谎称没有任何武器。

　　王甦　将计就计，在迅速搞清情况之后，带着人来到商会，当着王锡三的面搜出枪支弹药。

　　筹集到枪支150余支后，梁湖抗日游击大队于1938年11　月中旬在白云寺成立了，由王水任大队长，王　甦任大队副兼第一中队长，驻兵白云寺；潘斌任大队副兼第二中队长，驻兵梁子镇；况公仆任大队副兼第三中队长，驻兵涂家垴。

　　1939年1月，王水和王健民到咸宁找到鄂南特委书记何彬，从此，梁湖抗日游击大队便在鄂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抗日斗争。随后，从延安学习归来的李平等人陆续充实进来，游击大队也很快由不足百人发展到500多人，并用一连串胜利战果打开了梁子湖抗战的局面。

　　（三）

　　连续擒获顽匪。1938年12月初，也就是游击大队成立十来天后，王　甦获悉一股30余人的武装土匪从武昌山坡向涂家垴流窜，便迅速率兵将这伙土匪包围在该镇西街，打得土匪纷纷举手投降。其匪首是一名杀人不眨眼的惯匪，群众怨声载道，遂将其枪决。

　　1938年12月中旬，又一股土匪窜犯梁子岛。为了尽快将其一网打尽，第二中队长潘斌放出风声，说游击队都开到南咀去了，然后将队员埋伏在码头。当匪徒大摇大摆登岸时，伏兵一跃而起，将想趁虚捞一把的10多名土匪全部擒获。

　　梁子湖上首歼日寇。日军侵入鄂城后，经常在梁子湖中抢劫渔民所捕的鲜鱼等。梁湖抗日游击大队一成立，就注意收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为打击日寇嚣张气焰作谋划准备。1938年12月底，日军又开着3艘小艇，来到南咀一带抢劫，第二中队长潘斌率2个分队，按预案乘船迎击。一声令下，队员同时开枪，很快击中敌艇1艘，打伤4名日军。尽管敌艇马力足、速度快，但在游击队强大的火力下，不敢接战，落荒而逃。梁湖抗日游击大队第一次迎击日军便旗开得胜，使敌人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在梁子湖活动了。

　　三次截击使日军车队胆寒。日寇占领武鄂咸后，在梁子湖周边公路沿线设置据点，为了破坏敌人战略物资运输和几个据点的相互联系，1938年12月至1939年初，梁湖抗日游击大队第三中队趁日寇立足未稳，连续3次在武昌通往鄂城的湖边公路上，截击了日本军车。

　　徐家桥阻击战大获全胜。梁湖抗日游击大队的几次出击，使日军不再小视这支地方抗日武装。1939年5月，他们纠集200余名日伪军，由汉奸柯友吉带路，从金牛据点出发，妄想一举剿灭这支队伍并趁机占领涂家垴。

　　得到密报后，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决定利用涂家垴独特有利地势，在徐家桥阻击日军。激战1小时，89名日伪伤亡，金牛商会会长柯友吉当场溺毙。眼见日落西山，人越打越少，敌人不敢再战，只得落荒而逃。

　　至今在这一块地区，还流传着《梁湖游击队》这首歌谣：梁湖游击队，胆大有智慧。保卫老百姓，专打日顽伪。梁湖游击队，神兵从天回。山林是我家，草地当床睡。梁湖游击队，成群又结对。敌人吓破胆，碰得粉身碎。

　　（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