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昕

　　因梁子山命名梁子湖，清初始见记载

　　梁子湖古称“鄂渚”。屈原《涉江》中“乘鄂渚而反顾兮”，“鄂渚”即指此。宋代武昌知县薛季宣《鄂墟赋》，以“鄂渚潦乎其前，樊山峙乎其北”介绍了鄂王城的位置。《舆地记》等文献，更是详细记载了“鄂渚”的方位和周边地理关系。

　　明武昌知县李有朋《辛未阅水灾记》载：“出沙咀为高唐湖，比之乌翎，尤为旷荡。东北为符石诸峰，与北雉、五挂所隶高低互出，簇若芙蓉，拱于湖面……西北即梁子山，下即马饮浆，亦曰樊湖。”从当时高唐湖与乌翎湖、浮石湖、马饮浆湖的相互方位确认，这四处子湖加一起，差不多就是当前的东梁子湖。

　　这段记载还说明，在明朝中晚期，梁子山即今天的梁子岛，梁子山周边的湖面为高唐湖。查考明朝以前有关文献，“鄂渚”及其包括的十八个湖泊，或者一口汇于樊川的“凡九十九汊”，其中并没有关于梁子湖的记载。

　　元末明初，“鄂渚”周边人口快速增长，大量移民涌入湖区，开始与湖水争地，逐步实施围湖垦殖。从目前民间传承的大量湖区村湾志谱中，可以考证出一个事实，那就是生存的压力，让人们更加关注同一个水系各个湖泊的共同命运，湖泊水系的统一治理符合环湖所有地区群众的共同利益。

　　形成于清康熙初年的大清《一统志》载：“梁子湖，在江夏县东八十里，分属武昌大冶二县，春涨冬涸，由武昌县樊口入江。”这里梁子湖显然是指包括保安湖、三山湖在内的东梁子湖。这是目前可查早期称梁子湖的明确记载。

　　清代三次编修武昌县志，对梁子湖的介绍有着明显变化。康熙版《武昌县志》载：“梁子湖，县南一百一十里，春涨冬涸，武昌江夏分界……樊溪，泽凡九十九。”同时还有关于乌翎湖、浮石湖、马饮浆湖的介绍。这说明清康熙以前，已经开始称梁子山周边湖泊水面为梁子湖，与乌翎湖、浮石湖、马饮浆湖并列。当时梁子湖仅仅是指梁子山周围的水面，即原高唐湖的范围。

　　乾隆版《武昌县志》，基本因袭康熙版介绍的内容。

　　光绪版《武昌县志》对梁子湖的介绍，已经明显发生了大的变化。此时梁子湖已是全水系的概念。上自江汉合流，下至彭蠡相汇，凡五百余里长江汇泽，“其湖之最巨而著者曰梁子”。梁子湖“汇湖泽以百计，周数百里皆以武昌樊山一口为吐纳”。各子湖的名称、具体位置、节点、上下游关系，包括乌翎湖、浮石湖、马饮浆湖等，都在大梁子湖范围内介绍很清楚。

　　可见，乾隆《武昌县志》以前梁子湖的概念，还是梁子山周围的范围，只是对原来高唐湖名称的一种取代。光绪《武昌县志》里梁子湖的范围，显然已经是全梁子湖水系的总称。以梁子山命名梁子湖水系的全部水面，应该就出现在清朝的这一时期。

　　清末，梁子镇划归贤庾乡为贤四里。抗战时期，梁子镇饱受日寇、伪顽、土匪的蹂躏，梁子山一度成为湖区军民与日伪顽敌多次争夺的重要战场。梁子山上至今保存的抗日炮台遗址，曾是重创日伪的炮兵阵地。梁子镇上的张家楼房，曾是新四军五师湘鄂赣军区指挥部驻地。如今，这些地方已经是梁子镇上宝贵的红色传统教育基地。

　　1949年前，连年战难导致梁子镇由盛转衰，居住人口一度不足2000人。1949年5月14日鄂城解放后，梁子镇迎来了新生。当年划属梁子区，称梁子街。1950年以后复称梁子镇。到1975年，更名为梁子人民公社，1983年，再恢复梁子镇建制。几十年计划经济，梁子镇上渔业生产兴旺，物资供应稳定，梁子山边还建起了榨油厂、珍珠加工厂、针织厂、水产加工厂等。2001年后，梁子镇被定为梁子湖生态旅游区。

　　因梁子山命名梁子湖，突出了梁子山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在梁子湖水系中的特殊地位。“凡九十九汊”归于统一的梁子湖，彰显了近现代湖泊水系统一治理的理念。尽管后来围湖造田导致梁子湖部分水域再次实施分湖治理，但统一规划发展和治理保护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经过近20年艰苦努力，梁子湖、梁子山、梁子镇迎来了全新局面，规划系统优化，产业彻底转型，保护全面升级。工业退出、环境整治、湖泊禁捕、渔民上岸、生态修复，生态健康旅游产业成为主业。

　　站在新的起点，深入挖掘梁子山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发挥梁子山系列文化品牌的独特魅力，必定是大势所趋。

　　“伫望梁子湖外山，湖山风景并依然。”假以时日，梁子山这张宝贵的鄂州历史文化名片，必将在大梁子湖生态健康旅游产业格局中，熠熠生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