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昕
引语
三国争霸期间，孙权于公元221年4月自公安“都鄂”，在西山东麓营建吴王城，并取“以武而昌”之意，改鄂县为武昌。公元221年8月“城武昌”，“徙江东千户以益之”。
公元229年4月，孙权在武昌搭郊坛诰天称帝，武昌成为吴国都城。之后不久吴国迁都建业，仍留下太子驻守陪都武昌。公元265年9月，吴末帝孙皓从战略大局出发，再次徙都武昌，武昌再度成为孙吴的首都，直到公元266年12月还都建业。
东吴两度建都武昌，三次营建武昌城，武昌作为吴王的大本营和吴国的首都、陪都，历时近60年。这段武昌和建业之间数度建都、徙都、还都的双城记，把武昌（今鄂州）推上了三国争霸的舞台中心，也在武昌（今鄂州）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辉煌一笔。
改鄂县为武昌，在樊山设“樊山戍”大本营，在燕矶、三江口、神人山等沿江多处建烽火台。吴军在这里策划并指挥实施了奠定三分天下局面的夷陵大捷。吴王在这里组织指挥了改变吴魏实力对比的石亭大战。孙权在这里运筹帷幄积蓄力量，终于万事俱备，借吉兆、择吉日诰天称帝。吴国还在这里就地取材，利用武昌山中铜、铁“开铸造作坊，大量铸造铜罐、铜釜、铜镜”，“打造千口剑万把刀”。这些改变历史走向的英雄壮举，都成为载入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
吴王自公安“都鄂”，显示出孙权敏锐的判断力和独到的战略眼光。吴国建都武昌，体现了武昌这块土地在三国争霸格局中的巨大地缘优势和潜在战略价值。樊山武昌成就了吴王孙权的千秋霸业，而吴都武昌也大大提升了樊山武昌的声名地位。
三建吴王城、吴大（都）城，树立了武昌（今鄂州）建城的历史丰碑。公元220年，孙权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天下三分几成定局。然而，曹丕、刘备先后称帝，孙权见时机尚不成熟，不得不隐忍低调，接受魏文帝曹丕的吴王封号，表面上不和曹魏翻脸，但同时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为称帝做准备。公元221年4月，自公安以魏封吴王的名号“都鄂”，改鄂县名武昌。在樊山脚下营建吴王城。
吴王隐忍状态下修建吴王城，按照众多历史文献的记述，“周四百八十步”“皆因山附险”“有南北二门”“欲牢不欲广也”。也就是说，吴王城建的非常低调和牢固。清代以前介绍鄂州古城的众多历史文献，都是对吴王城和吴大（都）城分别介绍的，可见吴王城和吴大（都）城并非同一座城。历史文献记述的吴王城，与其说是一座王城，其实更像是一座军事堡垒。
继夷陵大捷打败刘备后，黄武七年八月，吴国大将陆逊在石亭（安徽潜山市东北）大破魏将曹休，三国实力对比，尤其是吴魏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改变，三国争霸的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孙权不再对魏国有任何畏惧，从而积极为称帝做准备，扩军备战、修城建坛。此时所修武昌城，即为历史文献记载的吴大（都）城，城的基址“为本汉将灌婴所筑”。
公元229年，吴王选择在武昌称帝，对武昌城而言极具象征意义。尽管之后不久，吴大帝迁都建业，但武昌“西都”仍留太子孙亮驻守，其规制规模功能条件在东吴300多座城池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孙权死后，吴国大臣诸葛恪挟天子当政，派人重修武昌宫，兴建起门殿，准备还都武昌，但遭到朝野上下一致反对而未成。公元265年，末帝孙皓从国家利益出发，再次徙都武昌，武昌再度成为孙吴首都。
当年的吴大（都）城，历经吴、晋、宋、齐、梁、陈，历史学家称之为“六朝武昌城”。“有五门，各以所向为名。唯西北一门，谓之流津，北临大江”。城内先后建设了宫殿群，名为“武昌宫”，有太极殿、安乐宫。
20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蒋赞初教授团队曾经把六朝武昌城作为一个课题研究，所著 《鄂州六朝墓考古报告》《六朝武昌城初探》等，提供了部分有价值的信息。鄂州文物考古部门通过对该城南城垣遗址进行试发掘，探知吴大（都）城大体上呈长方形，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500米。城址在汉鄂县城旧址之上，城内北高南低。
“徙江东千户以益之”，对吴楚文化在武昌地区（今鄂州）交流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鄂州地属“吴头楚尾”，历史上为楚之东界。三国时期，各国先后实行屯田制，设置屯田区，并设有专管民屯的行政机构。
在武昌，孙权父子亲自在蒲团瓜圻受田种瓜，为民示范，开武昌历史上屯垦之先河。吴王徙江东千余富户西迁武昌，屯垦于乡里，涉足各行各业，生息繁衍，江东地区的生产技能、生活习惯、乡风民俗融入武昌民间，“濡染吴风兹邑”。
江东名士频繁往来，文化交流不断。铜铁冶炼技术、铜镜制造技术、造船技术、青瓷制造技术，以及酿酒、织布、种田、养鱼、植菱等生产技术和日常生活习惯、民俗礼仪，在吴楚两地交流传播，传承融合，大大密切了武昌和江东地区的联系。
后来很多历史记载，似乎都在不经意中，留下了这种融合交流的影子和痕迹。如晋陶侃在南浦“作塘遏水”，“取琅琊郡摄湖（今南京）鱼菱以着湖内”。宋元丰年间潘鲠居樊口开酒肆，会酿酒的潘鲠就是浙江人。鄂州曾经出土的古铜镜，上有铭文记载由“家在武昌”的“会稽山阴匠师鲍唐作镜”。
然而，古代百姓迁徙从来都带有很大的强制性。被迁徙百姓故土难离，亲情难舍，到达迁徙地后水土不服，人地生疏，生活不便，是普遍现象。江东迁入武昌的百姓也难幸免，久而久之不免生出怨言，“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
40多年后，吴主孙皓欲再迁都武昌，江东百姓担心被强制迁徙，纷纷以民谣表露心迹，这种情绪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反应，完全可以体会。
三国时期的吴都武昌，同时附郭武昌郡城、武昌县城。据历史记载，吴国武昌郡，“在樊山北，南有抔湖退谷”，应该就在今天樊山中段北面抔湖垴脚下，今天的樊口公园没有在此处留下任何印记，多少有点遗憾。
两晋时期，三国吴都变回武昌郡城、武昌县城。晋代“武昌盖江表之重地矣”，武昌城依然是长江中游南岸的一大区域中心，军事经济文化宗教活动频繁，诸多江东名士经常到武昌游历客居。历任武昌郡守都出自江东望族，大名鼎鼎的书圣王羲之就在此期间客居武昌六年。
晋代陶侃、庾亮先后出任武昌地方行政长官。陶侃曾举孝廉为武昌郡太守，后以都督镇武昌，任上“勤于吏职”，力剿断江劫掠山寇，扭转武昌社会治安局面。在城东开“夷市”，城南植官柳，樊山东麓建读书堂，为南浦“作塘遏水”。
公元334年，陶侃在樊口去世，死后武昌百姓刻碑画像立于樊山祀之。之后庾亮接任江、荆、豫三州刺史镇武昌，这期间“坦率行己，招集有方，政绩丕著”，为武昌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和实事。今天的鄂城古楼，还被称为“庾楼”。
陶侃、庾亮在鄂州古代地方官中有极高评价，鄂州百姓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怀念和敬意，历千年而不衰。
晋以后，武昌郡由原属江州改属郢州，州治所在夏口（今武昌），武昌昔日的重要地位逐渐被夏口取代。到南朝陈时武昌郡再改隶北新州，武昌郡已经不复往日辉煌，吴都武昌城到此基本荒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