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昕
引语
隋唐时期，武昌在朝廷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大的改变，从三国吴都、两晋郡城，退回到一个普通县治。
鄂州人耳熟能详的“古今两鄂州上下两武昌”，其源头都在隋唐。隋唐五代期间的系列变化，对武昌县的历史影响十分深远。
A、
中国历史上，隋朝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余年，却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代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南北朝时期，地方州郡县三级治理体系已极度混乱，郡治形同虚设，可有可无。隋开皇三年（583年），朝廷果断“罢天下郡”，实行以州领县的地方两级治理。隋改郢州为鄂州，治所在夏口（今武汉市武昌）。此为夏口称鄂州之始。
隋初“罢天下郡”的过程中，武昌郡撤销，同时武昌郡所领三县中的鄂县、西陵县废置，并入武昌县，隶属鄂州。
唐代在安史之乱前，地方沿用隋朝的州县两级治理体系，中后期则演变为道州县三级设置。武昌县隶属江南西道鄂州。唐元和元年（806年），朝廷在鄂州（今武昌）始设武昌军节度使。武昌军所在的江夏黄鹄山下鄂州城，开始在民间特别是文人笔下有了武昌城的称谓。如唐代诗人刘长卿的《孙权故城下怀古，兼送友人归建业》，就有“雄图争割据，神器终不守，上下武昌城，长江竟何有”之句，将上游鄂州的武昌军和下游的武昌县城并称为“上下武昌城”。不过，武昌军不是一个行政区建置，“（今武昌）自唐有方镇，但不录于地理之书。以谓方镇，兵戎之事，非职方所掌故”（《五代史·职方考》）。唐代黄鹄山下的武昌军驻地仍称鄂州城。因此，历史上并不认可有些文人诗词歌赋中，唐代就有“上下武昌城”的说法。
上武昌城正式作为行政区地名出现，在1301年元朝于此地设武昌路（不久改为府）以后。元朝改鄂州为武昌路（府），武昌府城在江夏黄鹄山下横空出世，古鄂州退出历史舞台。上游的武昌府城和下游的武昌县城并立，“上下两武昌”的格局形成。
数百年后的1983年，鄂城县鄂城市合并成立鄂州市，今鄂州诞生，“古今两鄂州”由此而来，这是后话。
B、
古代的鄂州改称为武昌，过去的武昌改名为鄂州。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鄂州，今天的鄂州是最早的武昌。七百年间，两座城市的名称完全调换，两个地方的历史因此改写。这为辨识和表述两地的人事过往及相互关系，带来了很多不便。
四段双城记，一部鄂州史！今天的鄂州，历史上有过樊水上下双城记之古代鄂城，也有过吴楚两地双城记之武昌建业，这第三段长江上下双城记之鄂州武昌、上下武昌、武昌鄂州，确实有点剪不断理还乱，令人叹为观止，感慨系之。
隋唐时期还有几次变化，对武昌县的历史影响不可忽视。
隋大业元年（605年），武昌县令羲仕暄主持修建武昌县城。新建的武昌县城在吴都武昌城基址上向西扩展，更靠近樊山，规制及功能回归到一个县城的配置，其城址到明清武昌县城仍然沿用。此城后在唐中和年间被废，历史上称为隋唐武昌城。
隋大业三年（607年），朝廷在武昌县西北部葛店等地分设城塘县，在葛店神人山下修筑城塘县城。六年后，朝廷于隋大业九年（613年）撤城塘县，仍并入武昌县，武昌县西北地域分界从此保持稳定。
隋唐两朝，朝廷均在县治以下强化严格的里坊封闭管理制度，里坊分区、定时启闭及夜禁，比前朝更加严厉，到宋代方才缓和。隋唐对里坊封闭管理，在城乡以里坊为单元，晨开晚闭，入夜宵禁，违者处罚，其严厉程度堪称历史之最。唐时明确规定，县以下“百户为里，五里一乡。城内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武昌县内部各乡的划分设置，应该始于这一时期。
据《中国城市通史》介绍，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县治数量最多的一个朝代，有1557个县。依次是清朝1353个、隋代1255个、宋代1234个、汉代1138个、明代1138个、元代1129个，秦时设县更少。在众多后起州县地位节节攀升的背景下，武昌县的存在感不比从前。唐中前期，长江成为盛唐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长江中下游地区普遍发展较快，但相对于上下游毗邻州县，武昌县城的地位逐渐式微。
C、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文风鼎盛，这个时期的一大批著名文人因各种原因和武昌县有过交集，留下很多与武昌有关的名人文字和趣闻逸事。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韩愈之父韩仲卿任武昌县令。县志记载，其官有美政，去后县人刻石颂德。李白为此作《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唐至德二年（757年），李白于武昌任宋若思幕府参谋，登南楼作《陪宋中 氶武昌夜饮怀古》诗。宋中丞宋若思与李白两代世交，从九江监狱救出李白的正是此人。李白逗留武昌期间，孟浩然、刘长卿、常建、岑参、钱起、卢纶等常游武昌，互相唱和，留下不少美篇。唐广德元年（763年），元结在安史之乱后弃官，隐居樊山退谷，自号“漫郎”，撰《退谷铭》《抔 湖铭》《广宴亭记》等。唐永泰元年（765年），名士裴虬于小北门外江边建亭，书法家李阳冰以篆书题名“怡亭并序，裴虬拟铭文，李莒以八分体书铭刻于武昌江岸临水崖壁，世称“三绝”。原迹于2010年新建吴都风光带时，被整体切割吊装上岸，建“怡亭”对游人开放，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代时期，位于江南的武昌县先后隶属扬吴鄂州、南唐鄂州。十分有趣的是，北宋已经开国、南唐尚未归附期间，南唐后主李煜对武昌县南部区划的一次调整，奠定了武昌县县域边界的千年格局。
北宋建隆元年（960年），也是南唐二十四年，后周大将军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取代后周建立北宋。当时的武昌县，仍属南唐。宋乾德五年（967年），南唐析武昌县南部三乡宣化乡（今宝安、还地桥一带）、永铜录丰乡（今汀祖、碧石一带）、四会乡（今四棵、汪仁一带），并青山场院，合置大冶县。宋以后沿袭这一变化，此后历经元明清各朝累计千余年，武昌县治的范围基本保持稳定，未有大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做过部分调整。
南唐划定并延续至今的武昌县域范围，和樊山、樊水的流域走向完全吻合。同时在武昌县内部，综合隋唐的封闭管理制度、南唐析出南部三乡的变化、南宋初（年）薛季宣《上诸司论金牛置尉札子》中关于“本县金牛马迹灵溪贤庾符石五乡”的记录，合县志关于南宋淳祐十二年（
年）设神山乡、永福乡的记载，显示了武昌县内部乡里设置的演变过程。旧七乡新九乡、三十七至三十九里的总体格局，先南后北在宋代逐步稳定，以后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南唐做主并于北宋初年实施的这次调整，在武昌县治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