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昕

　　引语

　　公元974年，北宋伐南唐，拔樊山砦，克武昌县城。次年南唐亡，武昌县并入北宋，隶属荆湖北路鄂州，为武昌军节度。

　　A 、

　　北宋经历了建国以后的百年繁荣，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日益加剧。至1127年金兵攻陷北宋都城东京，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幸免于难的康王赵构南逃应天府，建立南宋。武昌县所在的长江南岸，成为南宋抗金的前沿边关。武昌县在朝廷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再一次快速提升。

　　1127年至1140年，金军前后发动了三次对南宋的进攻，都以失败告终。宋军逐渐从“恐金”的阴影中走出，形成了以张俊、韩世忠、岳飞、吴　玠、刘世光为首的五支实力雄厚的大军。其中，岳飞的队伍从江州（南昌）开到鄂州（今武昌），沿江驻军布防，武昌（今鄂州）是布防重心，多处有其驻军。岳飞军成功发动了以收复襄阳六郡为目标的“北伐”，取得了南宋抗金的决定性胜利。

　　1134年，南宋朝廷封岳飞为武昌县开国子，次年再封为武昌郡开国侯。今鄂州城乡有很多地名、祠庙及乡风民俗，都与岳飞在武昌抗金的这段辉煌历史有关，比如城区的岳武穆庙、葛店的岳陂塘和白湖寨、段店的三江口等。

　　据历史记载，南宋在武昌县驻有规模庞大的多支军队，驻郡东吴王城及樊口两处的飞虎军和雄淮义士左军，分别有管寨屋864间、710间。驻三江口的雄淮义士右军，有管寨屋815间，以及驻葛店白湖寨的防江水军等，从管寨屋的数量看，当时武昌驻军的规模非常庞大。宋代实行的是路－府、州、军－县三级地方治理体系，县以下乡坊管理逐渐宽松。军原为五代时期军区，后因兼理民政而成为行政区，军在有些地方因特殊原因设置。

　　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武昌县升为武昌军，“节制本军屯戍”，领武昌县，为江西路所属。后因与上游鄂州武昌军重名，次年取玉宝寿昌之文锡名为寿昌军。

　　历史上宋蒙军队于1234年灭金，蒙军随即于1235年开始分三路大军南下攻宋。其中，中路军直指襄阳、武昌，在中部地区展开了长达40余年的攻守战争。

　　武昌县成为宋蒙攻守战争的重要战场，宋蒙两军在樊口、葛店、三江口等地江段，发生过多次激烈厮杀，互有胜负。

　　《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南宋开庆元年（1259　年），蒙军忽必烈部南侵，自阳逻　洑横桥梁贯铁锁至（葛店）白鹿矶，进簿鄂州（今武昌），围城数月后解去。”因得知蒙哥汗战死在钓鱼城的死讯，蒙军部队北撤。蒙古进攻江南的计划中断，南宋统治得以喘息。1275年蒙军再次从西路、中路打过长江，武昌失陷。1276年蒙军攻占临安，南宋灭亡。

　　1277年，寿昌军升为散府，属鄂州路，仍领武昌县。

　　B 、

　　元朝开创了以“省制”为中心的新型行政区划模式，是自秦郡县制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变革，形成了省－路、府－县的地方治理体系。元大德五年（1301年），朝廷改鄂州路为武昌路（后改为府），废武昌县的鄂州路散府，保留武昌县，武昌县隶属武昌路（府）。

　　建置机构和隶属管辖频繁变化，是宋元时期武昌县的一大特点。同期，这里还经历过一些有影响的典型事件。

　　北宋末期，大量北方人口南迁，“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南方地区人口快速增长，“衣冠南渡”带来大量财富、技术和各种文化元素，对武昌地区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来很多具体问题。

　　武昌县地处人口南迁要道，长江南岸，大量南迁人口在这里落籍、中转，武昌县城曾经形成规模超万人的南迁人口临时居住地，附郭在县城门外，历史上称之为“草市”。“草市”在南宋初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官方允许存在，纳入县城管理。有关资料介绍，南宋初年，武昌县南门外“草市”曾经发生过骇人听闻的一场大火，整个“草市”被烧得荡然无存，上万人流离失所，大批流寓之人的生存因此雪上加霜。

　　宋代朝廷奖劝农桑，重视兴修水利，在沿江低洼地区，大规模修筑围堤、建造圩田，对大江大湖沼泽洼地和水边滩涂进行开发。江南地区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这些措施受益最多的集中在江东及江南各大湖区。武昌县北部湖沼地区出现大量军屯垦殖，《浪语集》中有很多上行公文详细记载了当时军屯的情况。

　　宋代武昌临水垦殖增多，人口增长较快。县志记载，“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武昌县人口3.44万，比唐时倍增”。1252年，因所在地区人口增多，始设神山乡、永福乡。不过，鄂州长江及内湖干堤，尚未发现有宋代肇始修堤的相关记录。

　　C 、

　　隋唐武昌城荒废以后，武昌县“县旧无城”。“至南宋升武昌军，于四隅为门有额，东曰鸣凤，西曰文昌，南曰朝都，北曰镇江”。“武昌县衙旧，今郡衙升军始迁于报恩寺之西，嘉熙再迁于司户厅，在郡西天庆观之东”。再后来蒙军在进攻南宋的战争中，为加强控制，明令撤除长江中下游占领城池的城墙。所以整个宋元期间，武昌县长期县有城无。

　　宋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另一个高峰。这个时期多位著名文人因各种原因和武昌县发生交集，留下了很多与武昌有关的诗文故事。

　　宋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常泛舟游憩于樊口、西山，写有《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樊山记》《菩萨泉铭并序》等。苏辙有《陪子瞻游武昌西山》《武昌九曲亭记》诗文。宋建中靖国二年（1102年）秋，黄庭坚游西山，写下《松风阁》诗。宋乾道七年（1171年），陆游游武昌，作《武昌感事》《泊三江口》等。

　　元代，武昌是最后被征服的江南地区，按朝廷实行的民族政策，直接被划入第四等，也就是最低一等的“南人”“蛮子”之列。元朝在地方行政中规定：“以蒙古族人充各地方达鲁花赤，以汉人充总管，以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达鲁花赤”就是监邑，为各级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其下的总管和同知地位相同。很多人津津乐道的长江鄂州观音阁，就是时任武昌县监邑蒙古族人铁山于元至正五年（1345年），决定在江中龙蟠矶上开始修建的。后屡次被长江大水损坏，1982年2月，国家文物局拨9万元专款进行重修。

　　元朝重视建立覆盖全国四通八达的陆上交通驿站和水上交通体系，对全国交通网络进行了重构。武昌县到武昌府之间官道、长江水路及码头、官道沿途桥梁驿站的建设，在这个时期得到普遍加强，对于开拓武昌县与外界联系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