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昕/文　袁谟浩/图

大梁子湖示意图

　　千年蓄滞洪区

　　历史记载，在江南地区，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战乱中水被经常作为战争双方军事攻防的手段，水的破坏性作用有时被发挥到极致。

　　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后，人们开始通过工程措施控制洪水的破坏性作用，变水患为水利。

　　北宋期间，朝廷大力奖劝农桑，鼓励在长江中下游修筑江堤、建设圩田。长江中游重点堤防陆续形成并发挥作用，沿江临湖地区大量修建圩堤、开垦垸田。武昌县上下游500里内的长江四邑公堤、万金堤、黄广大堤，宋初就开始官修，宋元已普遍受益。北宋末期，大批北方流民南迁，在江湖临水地区修堤筑坝、垦殖定居。

　　明清时期，更加重视大江大湖治理，朝廷多次组织实施大修长江堤防护岸，沿江临湖地区垸田大增。

　　在这千年治水的历史进程中，只有武昌县（今鄂州）境内的樊湖通江大堤，到明朝中期还没有肇始修堤的任何迹象。

　　“人与水争地，水必与人为殃”。因为修堤缺失，沿江圩堤在大量增加农业耕种面积的同时，也大幅减少了洪水消泄的去处。每年夏涨，江河需要消泄，上下游500里内唯一无堤防的武昌县樊湖地区，便首当其冲成为洪水消泄肆虐的重灾区。

　　《湖北水利志》载：“从公元前3世纪至1949年的2200年间，湖北境内发生范围在州、府或5县的洪、涝灾337次，旱灾214次。而洪、涝、旱灾发生频次越到近代越频繁，灾害损失越严重。如秦至隋唐的1125年间，发生水、旱灾害127次，平均每8.9年发生1次；而清代的268年间，发生水、旱灾害154次，即平均1.73年1次；中华民国的38年间，遭遇水、旱灾害33次，平均1.12年1次。史料还显示，湖北境内连续多年发生水、旱灾害，历史上屡见不鲜。如1865—1871年，连续7年发生洪涝灾害，其中尤以1870年（清同治九年）的大洪水危害最严重。”

　　在水旱灾害频发的背景之下，樊湖地区事实上已成了长江中游两岸上下500里最大的蓄滞洪水所在地。

　　如此一来，历史上长江中游武汉至九江之间的水灾，几乎都和武昌县有关。武昌县历史上水灾乃头等大患，“田庐禾稼，十年九淹”。

　　辑录梳理《湖北通志》《武昌府志》《武昌县志》有关武昌水灾的历史记载，仅元朝至清末，长江洪水在武昌县成灾的记载就是一串长长的清单，其密集程度和灾害损失让人触目惊心。如“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武昌九月江水溢，没农田”。“永乐十年（1412年）六月，湖广武昌等府久雨，江水泛滥，没民庐舍、田禾”。“康熙二年(1663年)，武昌、大冶、咸宁等十四县大水，淹田、溃堤、溺民。武昌秋大水，舸自小东门人，出大南门至洋澜湖”。“光绪十一年（1885年），武昌大水，三月二十九日雷山寺起蛟，平地水深数尺。大冶四、五月大雨，田庐漂没，民大饥。江夏大水”。

　　收录在《武昌县志》的明代武昌知县李有朋所撰《辛未阅水灾记》，对明朝辛未年（1571年）武昌县全境水灾场景的记述，让人印象更加直观而深刻：“辛未夏淫雨浃旬，湖江为一，水浸及江岸，及衢，及邑居之半，惟县治以陡西山幸未胥沦。予陟试剑之台睇之，则由武之南山，际黄之北山，西抵江夏之龙泉营山，渺然三湘七泽不可涯矣。惟山峰百十点散落波中，累累若青螺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