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昕/文　袁谟浩/图

　　樊口筑坝风波(下)

　　彭玉麟接旨后立即动身，并趁巡阅长江水师之便，在光绪四年(1878年)8月23日抵达樊口，他改装易服，雇小船沿樊川而上，暗访巡查。之后，立即给朝廷上了一道《遵查樊口情形折》：

　　遵旨查明樊口地方江水入湖之处，必应修补老堤，建筑新闸，以卫民田。恭奉上谕：“前据李瀚章奏湖北武昌等县刁衿拦河筑坝有碍水利”等因。又奉上谕：“前有人奏樊口堤闸关系农田民命请饬覆加查勘”等因。当即改装易服，搭坐民船星夜上驶，于八月二十三日行抵武昌、黄冈两县所属之樊口，雇一小划入樊口三里余，即筑堤毁堤兴讼之处。

大堤岁修（资料图片）

　　该堤虽毁，形迹犹存，横宽不过数十丈，直宽亦数十丈，由此再进则名九十里长港，属黄冈县者六十里，属武昌县者三十里。此港几十里内，港汊纵横，旁通各湖，如蔓系瓜。其右有洋湖、洋鱼湖，左有夏新湖、三山湖、保安湖等六湖。每年江水未涨，则薛家沟、东港、沈家沟等处灌满各湖。左则由曾邱沟、东沟等处灌满各湖。九十里长港尽头处曰磨刀矶，始入梁子湖，湖心有山、有市镇。

　　黄冈所属之长港，即樊口港也，西通咸宁兴国所属各汊，北通江夏所属各汊，南通大冶、武昌等县所属各汊，而总汇出入之路则实在樊口，舍此无路消泄。

　　每年江水灌入，各湖港汊不分，一片汪洋，临湖各田无不变为泽国，周环则七八百里，小民流离转徙，惨不忍言。此樊口以内之湖河港汊，江水浸灌之实在情形也。

　　查梁子湖各港汊，两岸皆平畴沃野，农民赖以安业。临湖各州县所属临湖之田，虽地有宽窄，田有肥瘠，总计可收谷六百余万石。而此六百余万石谷之收成，全赖临湖田地之不被水淹。欲求临湖田地之不被水淹，全赖樊口地方之建筑闸坝。无闸则无堵御而田淹，田淹则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而为盗贼，有闸则水有关阑而田熟，田熟则农得倍收之利，国多维正之供，此事利害甚巨，是非甚显，关系甚重。

　　然该处居民各执一词，不尽以建闸为然者，何也？樊口鱼米之乡，百姓谋生者有二：一则有恒产者以耕田为业，一则无恒产者以捕鱼为业。耕田者唯恐江水内灌而禾稼被淹，捕鱼者唯恐江水不内灌而沟壑失利，利本相反，势不并存。加以一筑闸坝则商贩货物有盘坝起旱之费，此不亦稍有不便之处。然以人数计之，则耕田者十居七八，捕鱼者不过十之二三。以国课计之，收田课则利倍千百，收渔税不过千百之什一。至于商贩之盘坝更属害至轻者。况樊口入湖生意，大半皆油盐杂货，分销于江夏之豹子　澥、山坡街、贺圣桥等处，武昌所属之谢埠、金牛镇，大冶兴国所属之保安街、长岭街、碧石渡等处。皆有陆路可通，本不专走水路，唯梁子湖心之梁子街一处不通陆路，自然有湖内小划可以往来转运。倘因小有损于客商、渔户，而举数百万生灵待食之谷，年年付诸洪波巨浸之中，因小而误大、因少而失多，可以不烦言而解矣。

　　然而农民恒弱，渔户恒强，农民恒愚，渔户恒黠。各湖滨业渔之处曰三山湖、月山湖、横山湖、铜山湖，唯三山袁姓、月山杨姓为巨族，该渔户最称豪强，家有举贡生监恃为护符，占夺大利，袁姓、杨姓二族所置田地皆在湖外不患水淹，每年江水愈大则网鱼愈多，一筑闸坝虽不失业而利减矣。渔户杨辛葵、杨鸣远即土棍杨光朋等，只图利己，不顾害人，勾结大冶讼棍即增生袁兆麟，互为爪牙，倡议敛钱包告包准，包挖横堤，盗借各人多名纷纷上控，肄言恐吓，而所有呈词实出袁甲甫一手，致令被水地方全家困于追呼，饿夫尚在缧绁，无怪各乡农民恨袁甲甫刺骨，皆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也。

　　致胡炳卢、汪帼沅，向来皆系好事之徒，近年自知敛迹，不预外事。去岁挖开横堤，今春江水渐入，众百姓逃生无路，急于重筑横堤，公请胡炳卢为首，汪帼沅副之，胡炳户颇惧招祸，再三不允，众姓诸求救命，始允出而兴筑，万人欢助，每日千百小划拆废屋竹木，载废堤砖石，奔赴工次，以期不日告成，不使江水满灌，以救禾苗，此实愚民不谙法律，情急势迫，非真玩官藐法也。当闻派水陆队伍，将往弹压之时，内有不识轻重之人，哗称堤不成不能活命，堤成而毁仍不能活命，不如一斗。胡炳卢涕泣劝阻，而耆老解事者亦悉戒其子弟不准妄为，自取灭族。故官兵一到即时散去，否则祸变不堪设想矣。以上各节皆玉麟草笠短衣，亲身查访，耳闻目睹，异口同声，不敢妄参臆说。

　　悉心酌度，欲全樊口内各属湖滨生命，不能不修补老堤，建筑闸坝。所谓老堤者，黄柏山起至樊口四十里，向有大堤，足抗大江前面之水，堤身渐已崩塌，而堤脚尚属坚结，急宜赶紧修补，并须于黄柏山以上添修里许，方为有济，以该山上面尚有塌口可以入水也。樊口以内则宜修一石闸，其横直尺寸可以度地布置，唯必宜建石闸，断不可筑土堤，土堤呆板而易于冲决，石闸活动而便于启闭，如今年水势本非常有，但使春夏播种之时，偶有涝患，则江水与湖水消长，随时可以斟酌宣泄，实为两全无弊之策。

　　议者或谓樊口内自古并无横堤，何以从前并无歉收之患？不知山谷且有变迁，何论江湖潮汐所激，朝暮迭更，情形迥异，臣咸丰初年从戎江上，目睹江形迁徙，浅深通塞不知凡几，未便泥昔日之成规，误目前之要务，似虽因时制宜，方称妥适。梁子湖一带，现今冬令，水势依然浩瀚，居民多未归业，被水灾区，钱粮必须核实蠲免。哀鸿遍地，触目兴嗟，既有可救之策，不敢不为民请命，上达宸聪。至建筑石坝后，应设立埠头，搬运货物，均由民间自行经营，官则严立规条，重惩需索，此则地方官稍能尽心民事，即可令行禁止，绝无流弊。唯湖北有通江之口尚多，而情形与此不同，好事者不得援此为例。

　　彭玉麟和李瀚章的折子，陈述的事实和观点可谓针锋相对。

　　光绪皇帝看了彭玉麟的奏折，批示“该处堤闸据兵部侍郎彭玉麟查明，既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于渔户商贩也无大害处，宜权衡轻重，酌度兴修”。

　　然而，光绪皇帝对李瀚章的奏报，也肯定“所奏亦不为无见”。

　　光绪皇帝支持彭玉麟的建闸建议，对樊口建筑闸坝算是一锤定音。但对李瀚章的观点和行为没有完全否定，甚至表示了一定的肯定和默许，为之后李瀚章下令处死汪帼沅留下了很大空间。

　　樊口筑坝风波，在清末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在近百年长江水利建设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