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昕
樊口闸坝争议（下）
农渔争议所依据的事实，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早已清楚了然。农户一方提供的情况、彭玉麟奏折陈述的情况早已被历史证实。而渔户、商户一方所反映的情况、李瀚章在奏折里陈述的事实数据，也早已被事实证伪。
李瀚章在晚清重臣中向来以干练著称，却在樊口筑坝建闸利害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基本事实上颠倒黑白，在一个关系重大的群体利益事件中行事极端，且一意孤行。原因只有可能是，因为先入为主，为达毁坝抓人目的有意而为之。
在维护长江安全的问题上，彭玉麟和李瀚章并没有不同意见。但对樊口筑坝建闸影响长江安全的因果分析和判断处理，双方意见完全相左，其争议确实非同寻常。
在李瀚章看来，数千年樊口地方都无建筑闸坝之事。过去在湖北主政的严树森、官文、曾国荃、何璟均反对樊口建坝，这是毁坝抓人的历史依据。至于现实理由，洋洋洒洒列举的樊口建闸“五害”，基本是为了毁坝抓人而作的有害设定、有害推定。李瀚章曾自表心迹：“在倡导筑闸者，耳闻目见，不过樊口附近之一隅。臣等所虑者，实系乎全省之水利，东南之大势。”今天看来，李瀚章当时的心迹是真的，但其认识上的历史局限也是肯定的，基于有历史局限的认识所实施的行为更是荒唐的。
而在彭玉麟看来，不准在樊口筑坝有点拘泥于陈规和传统的治水观念，没有因时因势而变通。“目睹江形迁徙、浅深通塞不知凡几，未便泥昔日之成规，误目前之要务。似须因时制事、因地制宜，方称妥适。”
从根本上说，双方各自观点意见的背后，是民本意识和群众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即应对长江这样全局性的洪水灾害，国家、地方、百姓各自该扮演什么角色？在李瀚章等人看来，为了全局利益，为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堤防和其他地区的水利安全，樊湖地区从来都不允许筑坝建闸，而必须作为蓄滞洪区，以湖区农民利益为由筑坝建闸不可容忍。但在樊湖种田民众眼中，不让他们筑坝，强要樊湖为江涨蓄滞洪水，实则是牺牲樊湖一域民众的利益，为并不确定的长江全流域安全问题买单。彭玉麟显然同情种田民众的遭遇，主张不拘陈规和传统治水观念，因时因势变通，应该允许樊口筑坝建闸。
换作今天的话说，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问题。把全局性的公共安全建立在牺牲局部百姓利益基础之上，在封建社会司空见惯。但在清末日益觉醒的民本意识和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面前，已明显格格不入。
樊口闸坝争议，因为光绪皇帝对彭玉麟奏折的御批而告一段落。同时，又因光绪皇帝对李瀚章奏折模棱两可的批示，而成为下面久拖不办、争议不断的根源。
作为李瀚章继任者的张之洞，曾经狡猾地以《樊口闸坝私议》为名，对彭、李之争作过评论：“要之，有形之利易见，未然之害难知。一方之利害有主名，故有人争之。全局之利害无所定，故无人任之。”“彭疏质实，为樊口以内农民记；李疏闳通，为滨江全局记。”而对于双方领头之人，张之洞在《樊口闸坝私议》中的评论是：“渔户曰纠众筑堤者为奸民，农夫曰讼争毁坝者为讼棍，其实附从者皆发于自顾身家之念，倡首者必皆桀黠好事之人，左右佩剑，反唇相稽，夫亦可以不必矣。”在张之洞眼中，两边倡导之人皆非善类。
张之洞的有形之利和未然之害高论，隐藏的是对李瀚章立场的认同，也是在为自己作为继任湖北督抚的行为隐形开脱。张之洞在李瀚章之后担任了十多年的湖广总督，任上虽对湖北的水利事业颇多建树，如建汉口的张公堤，武昌的武泰闸、武丰闸等，但对朝廷议定并经光绪皇帝御批的《樊口建闸章程》，却找出种种由头始终拖着未办，导致樊口闸坝至清末终未兴工。由此也可以看出，张之洞对樊口建闸筑坝的真实态度。
不过，张之洞以私议为名对李、彭奏疏的评论，表面上看两边讨巧，都给予好评。但略加推敲，其中的逻辑却清晰出卖了他深入隐藏的本意。“为樊口以内农民记”的“彭疏质实”，说明张之洞心里有数，彭疏事实陈述真实可信。而李疏关于事实的陈述，张之洞也心知肚明，知道是胡扯。那么基于不实之词的李疏再怎么“为滨江全局记”，显然都不可能“闳通”到哪里去！
因为朝廷议定的《樊口建闸章程》一直得不到落实，樊湖地区农耕利益群体在清末不断抗争，通过联络本籍各阶层官绅，实施请愿、诉讼、发文，以获取更大范围的支持。而响应的官绅也逐渐从樊湖一域到湖北全省，在乡梓情谊和地方民生的道义感召下，越来越多的湖北籍官绅站到了支持樊口修坝的争议前线。著名的有朝廷御史李延萧的奏折、邑人范鸣和的《淡灾蠡述》、李仙培的《樊口建闸十可说》等宏论。支持樊口筑坝建闸的声音在清末日益高涨，质疑和诋毁毁坝杀人的舆论也不断升级，最后形成了“楚中士大夫皆右彭而左李”的局面。
在这种阵线分明的舆论氛围下，尽管樊口闸坝清朝终了而未建，但鄂州（古武昌)人民却因为在樊口闸坝事件中的种种表现，而记住了彭玉麟，记恨着李瀚章。
在鄂州西山，特别建有一座三泉亭，专门陈列彭玉麟所画的梅花、所书的“悠游泉石知何日，常伴梅花不计年”对联石刻。西山的讲解员总会绘声绘色给游人讲述彭玉麟的为官功绩、为人品性，甚至画万梅以念亡妻的忠贞故事，颂扬之情溢于言表。鄂州人民用这种方式，表达赞颂彭玉麟的心声。
而对李瀚章，鄂州民间似乎对其了无好感。“樊口之人心，无论男女老幼，皆以建闸为大喜，以毁闸为大恨。尝询问毁闸之由，一则曰某制台是安徽人，洞庭湖水注于江，江水至此无樊口以泄，则安徽受淹，是为己之私见也；一则不然，由某制台迷信风水，有地师谓安徽龙脉，必得樊水灌救，富贵乃可长久，此处建闸，如塞其喉，则安徽龙脉死矣，此所以毅然毁之也。”1981年，原鄂城县人民政府编辑过一本《鄂城县简志》，其中讲到“汪帼沅之死”——“由于月山杨光朋、三山袁甲甫两大湖霸，制造渔农矛盾，勾结清政府湖北督臣李瀚章(安徽人)，以所谓‘筑樊湖，淹焦湖（即安徽之巢湖）’控告胡炳卢、汪帼沅。而清政府李瀚章不问是非曲直，站在渔霸和自身利益的立场上，严饬人民拆毁大坝，并将汪帼沅逮赴黄州处斩。胡炳卢受此打击逃奔外乡，杳无音信。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洪筑坝群众运动被官府镇压下去。”
民间将李瀚章的安徽籍贯拿来“说事”，尽管有“臆断”之嫌，但表明的是一种鲜明态度。自古为政有常，利民为本。本末倒置，民必弃之，民必恶之。
樊口建闸筑坝争议，对清末及民国期间江湖水利治理有着广泛的影响，对鄂州百湖的历史变迁，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