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昕/文 袁谟浩/图
《浪语集》卷二收录的《鄂墟赋》，是薛季宣实地考察樊山南坡鄂王城废墟以后，对现场的详细记述，以及对鄂王城“三代之建邦”历史的纵情议论。不仅文辞优美，史料价值也极其珍贵，对研究鄂州古代历史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现存明清武昌城古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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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墟赋》开篇说明：“按籍披图，乃窥鄂墟。有邑无民，荒城已芜。”即依据历史典籍记载，查阅地图标示，亲赴鄂王城现场考察，并且告诉我们在南宋初，“先王规橅，而今已亡，犹存此墟”，说明在南宋初期，这地方城已荒，民尽去，但邑还在。
“鄂渚缭乎其前，樊山峙乎其北。有峰有峦，有陂有泽。林麓苍苍，环流漾碧。万顷涟漪，际天一色。”清晰显示，鄂王城在今天的樊山南坡，鄂渚北岸。文中“鄂墟”指鄂王故城废墟，“鄂渚”即樊湖，“樊山”为今湖北鄂州的西山。
接下来，《鄂墟赋》用大部分篇幅，以对话的口吻，由鄂国兴亡联想到楚国与西周的争斗，抒发对鄂国兴衰的议论和感慨，“吏指图而告曰：此三代之建邦也，在楚熊渠，始大宗周 寖微哉，拓东境穷兵极，兹乃命子红王而有之。已而知其非是，红归国废，爰始邑焉。吴迁以替，是为周晚之荆蛮专封之旧地也”。
战国时期，经过成、康之治，西周日益强大。周共王时，楚人“筚路蓝缕”，艰苦开拓，国家开始勃兴。到周昭王时，周、楚关系渐渐紧张，周昭王担心楚国强盛，集中全力三次攻楚，但都以失败结束。周穆王时，西周国势日衰。到周夷王时，楚王熊渠与周王朝公开对抗，不断开疆拓土。
“蛮宗以大，非熊渠之罪也。夫天王至贵，匪夷之类，犹之在人，足元孔异。使周王能保文武之基绪，不失周公之典制，外睦诸侯，下安万汇，礼乐征伐，惟王是出，后稷之功，有隆不替。蠢尔荆蛮，胡宁以害？伊其自绝，何伤日月？不见崇侯，俄然已灭。自彼成康既亡，昭缪志荒，京邑昏昏，仪于四方。废法专征，诸侯是常，楚越徐吴，于焉 僣王。则夫荒服之侵凌，为天王之政厐 也。熊渠何罪哉！封红于鄂，此其大累。废红而复，岂无迁善意邪？而王不是改也。乃有骊戎犯顺，鼎 彛屡震，楚及郊畿，重轻是问。则斯僣 窃之狂图，非当时之大璺也。且夫百姓何知，观德攸归。”《史记·楚世家》载：“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
熊渠占领扬越至鄂一带以后，即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同之号谥。”并以天子自居，封长子康为句亶王，次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周厉王时，对周边“荒服”地区包括楚国不断攻伐。据《史记·楚世家》载：“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为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表面上继续臣服于周。
熊渠死后，其次子熊红继任楚王，继续都鄂。“楚之盛强，惟能抚之。彼社稷宗庙尚为禾黍，夫何鄂侯之覆哉！若夫都之故城。哲夫是成，版筑经营，再千尔龄，而犹巍 峩弗倾。今之为城者反是，岂夫人之或异。版防靡不施，工程靡不至，在旦落成而夕颓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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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墟赋》议论的鄂王国历史暂且不论。但看《鄂墟赋》记述的鄂王故城废墟，确实与光绪《武昌县志》以前历代文献记载的鄂王故城完全一致。
清代光绪《武昌县志》以前，众多历史典籍皆记载“武昌县西南二里有鄂王城”。南宋《舆地纪胜》更详细记述：“鄂王城，即楚封中子红处，在县西南二里，东西九十步，南北百步。”按照汉代以后徙址修建的武昌县城估算，“武昌县西南二里”，在今天的樊山南坡东缘，确凿无疑。
薛季宣任武昌县令的南宋初年，武昌县（衙）在樊山东沿的寒溪堂。是时，隋唐武昌城已经荒废，武昌有县无城。“武昌县为之礁楼，六楹，去仪门九十步”（《寿昌乘》）。而当时的樊山南坡，前瞰樊湖，一望无际。后依樊山，坡缓林密。“有峰有峦，有陂有泽。林麓苍苍，环流漾碧。万顷涟漪，际天一色”的描述，真实而贴切。
与《鄂墟赋》里清楚记述鄂王城废墟在樊山南坡一致，《浪语集》中其他多篇诗文中也明确提到西山脚下的鄂王城，如《陪刘提点游西山》：“我家西山下，早晚空翠滴。漫仕鄂王城，西山怅南觅。”还如《鄂城篇》：“武昌佐史皆好古，煮茗联镳访城府。狂生此意复不浅，好事大家何尔汝。鄂王城阙烟苍苍，鄂王宫殿波茫茫。今古都卢一饷顷，不见古人虚引领。”皆为作者登西山而望鄂王城废墟，咏古都而念鄂王国故事，触景生情，有感而发。
与此同时，薛季宣在其编撰的《武昌土俗编》中，还明确记述了位于武昌县马迹乡的古城址为晋代鄂县故城。《寿昌乘》载：“鄂王城，楚子红封古城也。鄂人祀鄂王神即其遗像，今俚俗伪为乐王。马迹乡又有鄂王故城，土俗编以为故鄂之都邑。”并注释“故鄂之都邑”，即晋鄂县之治所。《武昌土俗编》中的这一说法，被宋以后众多历史文献所引据，在700多年的时间里形成公论，至今也没有被任何考古发现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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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县曾经在清代三次编修《武昌县志》。前面两次修编的《武昌县志》对鄂王城遗址的记载均与《武昌土俗编》一致。1885年清代最后一次编修的光绪《武昌县志》，在没有特别重大考古发现的情况下，对鄂王城遗址所在地作出了与前志完全不同的判断。
光绪《武昌县志》肯定武昌县马迹乡古城址为鄂王城，其依据是“城址尚在”“关门石尚存”“当地土人呼鄂王城”，且对前志及以前历史文献的不同记载，统统称为“沿当时之误”。对此，近年来已有很多专家学者提出疑问，如历史文化学者柯愈春在《鄂王城的前世今生》一文中给出了一种说法：“到了清代末年，笔者的本家先辈、金牛附近谈桥人氏柯逢时，以翰林庶吉士的顶戴，主管《武昌县志》的纂修，借机翻了这个千古之案。”
关于光绪《武昌县志》肯定武昌县马迹乡古城址为鄂王城的三大依据，“城址尚在”是肯定的。从《武昌土俗编》到康熙、乾隆《武昌县志》，都记载县内马迹乡有古城址，但都没有肯定该城址为鄂王城遗址。“关门石尚存”也是真实的，诸文献也记载过关门石，但都不能证明是鄂王城的关门石。
至于“当地土人呼鄂王城”，2019年4月政协大冶市委员会编撰的《鄂王城》中有清晰考证，“鄂王城西南边陲的邹姓氏族从江西瓦屑坝迁来，据邹氏族谱记载，迁居时间约在公元1333年。经过多年的生聚繁衍和社会经济发展，邹姓氏族发展成了六个同姓村落。由邹姓村民为首，联合当地其他姓氏的百姓，出资出力，对濒临倒塌的鄂王神庙予以修复。自维修之后，鄂王神庙也一直由邹姓村民看管和维护，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土改时人民政府将庙田、庙地和其他财产，分配给了上邹两户贫苦农民及两位僧人。《邹氏宗谱》记载有鄂王神庙被维修一事，并明确记有鄂王城的名字。也就是说，“当地土人”的历史，按其落籍的时间上限，也远在薛季宣《鄂墟赋》以后。“当地土人呼鄂王城”的民间通俗说法，比《鄂墟赋》里的清晰记载，哪个更有说服力显而易见。
武昌县的早期历史，作为南宋武昌县令的薛季宣当然会非常熟悉。众多历史典籍对于“武昌县西南二里有鄂王城”的一致记载，《鄂墟赋》对于樊山南坡鄂王城墟的清晰叙述，还有《武昌土俗编》对于马迹乡鄂王故城为晋代鄂县故城的明确判断。
在上述诸多文献记载面前，没有重大的考古发现，光绪《武昌县志》所翻的这个千古之案，确实值得重新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