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昕
樊山鄂王城
鄂州发现的中国最早金属铸币之一东周空首布。公元前221年被秦始皇废止。（市博物馆提供）
梳理楚王兴兵“至于鄂”以后的历史可见，鄂王城是几千年鄂州历史文化传承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有着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历代文献记载鄂王城脉络清晰，光绪《武昌县志》更改的“（马迹乡）鄂王城”已被证伪。鄂州历史关于鄂王城的记忆，应该理直气壮回到对樊山（西山）鄂王城的关注。
历代文献一致记载的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东西九十步，南北百步”。按照古代武昌县治所西南二里定位，鄂王城在今天鄂城钢铁厂区东北一角。其规模以宋代一步约合现代五尺、一尺约合0.231米，一步约合1.155米计，这座背山面水、坐北朝南的西周王城东西宽104米、南北深116米，面积1.2万余平方米。
鄂城钢铁厂及过境的武大铁路处在樊山南坡的一大片开阔地上，前瞰樊湖，后依樊山，大面积开发建设始于20世纪50年代。建设过程中，这块土地上及周边的七里界、百子畈等地先后发现战国时期楚墓不下百座，出土文物万余件，其中不乏诸多高等级楚墓及各种贵族生活用器。考古发现表明，樊山周边地区确是一片神奇的、与熊渠“至于鄂”历史直接相关的地方。
樊山周边自古为“旧樊楚地”。云梦泽时代，樊山樊口上下，长江水道由曲折变为顺直，长江江面由宽阔变为狭窄，长江河床比降由上游的高坡段逐步降低，到中下游河段变得特别平缓。三江口至樊口数十里多水交汇，形成长江中游极具战略价值的宽阔水面，是历来军事家眼中不可多得的水上关隘。受自然地理因素影响，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武汉史稿》所言：“从全新世到战国时期，一个相当长的岁月中，汉水与长江共同挟带大量泥沙，不断填充着古云梦泽。这一时期位于古汉水之东和古汉水基本平行，又通过支流、湖泊与古汉水相沟通的倒水、举水在龙口注入长江。（武汉新洲）龙口与鄂（今湖北鄂州市）夹江而对峙，形成了便于人们聚居的自然条件。因此，早在先秦是鄂，而不是今武汉，成为楚国在东方的政治、军事据点。”
商周时期，鄂东南地区就是长江中游最重要的青铜矿冶重地。古文献记载的白雉山铜铁产区，距樊山樊口水陆皆不超过30公里，通过便捷的陆路和发达的水运与樊口紧密相连，樊山樊口成为连接鄂东南青铜采掘、冶铸和内外转运的关键节点，具备掌控鄂东南青铜资源不可替代的地缘优势。
上述两大决定性因素，使樊山樊口成为先秦各种势力争夺的重要战略目标。周昭王两次南征，核心意图是南下青铜产区索取铜料。熊渠兴兵至鄂，封熊红为鄂王，同样是为了抢占要隘，控制资源。樊山鄂王城，因此成为鄂邑区域中心的不二选择。
南宋初期，武昌县令薛季宣实地考察樊山鄂王城。所作《鄂墟赋》表明，樊山鄂城废墟宋代仍然存在。“按籍披图，乃窥鄂墟，有邑无民，荒城已芜。”即依据历史典籍记载，查阅历史地图标识，赴鄂王城废墟现场考察。眼前的景象是有邑无民，荒城已芜。“鄂渚缭乎其前，樊山峙于其北。有峰有峦，有陂有泽。林麓苍苍，环流漾碧。万顷涟漪，际天一色”。清晰显示鄂王城在樊山南坡，鄂渚北岸。接下来，用大段文字抒发对鄂国兴衰的感慨后作者描述，“先王规橅，而今已亡，犹存此墟”。前后照应，明白无误表明犹存此墟，且就在眼前，踩在脚下。
薛季宣主编的《武昌土俗编》不仅记载了樊山鄂王城，还记述了马迹乡晋鄂县城。《宝佑寿昌乘》载：“马迹乡又有鄂王故城，土俗编以为故鄂之都邑。”并注释“故鄂之都邑，即晋鄂县之治所”。
唤醒鄂州历史关于樊山鄂王城的记忆，不仅有利于恢复对熊渠伐扬越至于鄂的客观理解，而且还有利于澄清对“（马迹乡）晋鄂县城”的认识。
古代武昌地方史志普遍有马迹乡古城遗址的记载。清代三次编修《武昌县志》，前两次对马迹乡古城址的记载沿用了宋代《武昌土俗编》的记述，肯定马迹乡古城址曾经是晋鄂县城，并没有否定晋鄂县城之前还有其他城池存在。光绪《武昌县志》断定马迹乡古城址不仅是晋鄂县之治所，之前还是西周鄂王熊红所据之鄂王城。且断言前志关于樊山鄂王城的记载皆为“误脱”。光绪《武昌县志》如此“千年一改”，显然弄巧成拙，多年来已经受到众多专家和学者的普遍质疑。如，鄂州籍历史文化学者柯愈春在《鄂王城的前世今生》一文中说：“到了清代末年，笔者的本家先辈、金牛附近谈桥人氏柯逢时，以翰林庶吉士的顶戴，主管《武昌县志》的纂修，借机翻了这个千古之案”。“这种修志的方法，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不应提倡的。”
“（马迹乡）晋鄂县城”曾经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鄂县县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鄂县存在了309年，地域在武昌县西南、县治在原马迹乡，古代武昌地方史志记载是明确的。南朝后期，此地还寄治过西鄂义宁县。虽然时间很短，但曾是历史上罕见的东鄂西鄂集中治所，象征意义非比寻常。该地因此鄂文化遗存众多，氛围浓厚。《大明一统名胜志》在“武昌县”下特别记载，“今人祀鄂王神，遗像存焉。属马迹乡”。
鄂州历史上承先启后的七座古城，六座城址至今仍在鄂州境内。两晋南北朝时期鄂县县城存续三百多年，之后鄂县再并入武昌县。因此，两晋南北朝时期鄂县的历史，是鄂州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城址所在地区1955年底由原鄂城县区划调整到大冶县，现属大冶市金牛镇胡彦贵村。但两晋南北朝鄂县的部分地域仍留存在鄂州境内，不应该完全被置于鄂州历史文化体系之外。
抢救性整理、挖掘这段历史，对于填补鄂州历史空白，保持鄂州古城变化接续的系统和完整性，显然情况特殊，不可或缺。至于此地晋鄂县城之前存在的其他城池，同样弥足珍贵、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