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昕
前言
公元前221年秦设鄂县，隶南郡；汉承秦制，改属江夏郡。秦军毁樊山南麓旧城，秦初有县无城。公元前201年，灌婴选址樊山东麓筑“鄂县故城”，后世吴都武昌城的建设对其形成叠加保护。
近年鄂州城区内的考古佐证其繁荣：2001年至2002年出土汉代古井及铁戟、陶罐等遗物；2006年发现汉至三国古井十余口，推测为城内重要机构所在。
秦汉鄂县延续400余年，是鄂州有确切记载的治理源头。明清武昌府九县一州，地域基本由鄂县六轮析分而来。县城东迁开启临江建设，奠定今日主城格局。秦汉鄂城，是鄂州肇基之城，也是神秘色彩较浓的古城。
三江口·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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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南岸的鄂州黄柏山和樊山之下，分别是先秦时期就已经鼎鼎大名的三江口、樊口。上游黄柏山畔的三江口，旧说因左合汉为北江，右会彭蠡为南江，岷江为中江，三江在此交汇，故名。而樊山之下樊口，接三江汇入之后，因江南幕阜山脉和江北大别山脉在此形成紧锁之势，成为云梦泽时代长江中游关键隘口，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晚期，秦国灭楚一战，秦军樊口合兵，一度让三江口、樊口名噪一时。
“彭蠡既潴，阳鸟逌居。三江即入，震泽厎定。”最早见于《尚书·禹贡》的三江之名，历史上主要有两种解读。一说长江中游水会北江汉水、南江彭蠡，中江、北江、南江，是为三江。另一说则指下游太湖之上的松江、钱江、浙江为三江。
历史上，关于汉水各个时期的入江口众说不一。最早记载汉水入江的文献为《尚书·禹贡》：汉水“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但所指大别山在哪里？古往今来却又众说纷纭，“江汉之变，几无可考”。因此，民间更有“汉江九口”的说法。
南宋武昌县令薛季宣在《论屯戍》中明确指出：“沙口出于阳逻，实为江汉之会。阳逻在黄西数十里，旧为榷场捷径，蔡之新息，道分为二而南，黄与阳逻正当其会。乱江而渡，武昌居两道之冲。”
晚清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考证，古时汉水从今天新洲区阳逻南边入江，汉代以后逐步变迁而改从鲁山（今龟山）入江。他在《水经注疏》卷二十八末尾所作按语称：“古时汉水自安陆东南趋平衍之地，绝宋河、涢河、澴河，至阳逻南入江，大别即在指顾间。”
古汉水入江口上游的阳逻，古名若（罗）城，矶踞北岸，突兀临江，西南而来的江水在此受迫折向东南。阳逻南岸二十里有白浒山，又称白虎矶，再下十里为白鹿矶。受南岸单侧山体控制，江流被迫再次90度转向东北，江面变得槽深弯急，弯道河势自古稳定。
以上三处临江石矶，在上下三十里江面上构成一幅“Z”形河道。长江航道管理局河道专家王兴淮在《汉口入江初探》一文中写道：“有人据《地说》和《长江图说》的分析，认为古代汉水出口可能在新洲龙口，从流域地形来看是可能的。”当代武汉市文史馆员杨铎进一步将汉水主泓入江口变迁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汉末以前从武汉市新洲区阳逻龙口入江。汉末建安下迄明代从武汉市黄陂区武湖沙口即沙芜口入江。明代至今从龟山北麓入江。
作者有关云梦泽变迁笔记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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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位于长江中游江汉之间的云梦泽，是古代江汉地区湖群的总称。先秦时，这一湖群的范围“方九百里”。后因西汉末年长江中下游结合部地质构造运动导致江流卡口断裂，水流下泄加快，云梦泽水位大幅度下降，云梦泽范围大幅度缩小。到东汉时，泽区随着江汉输沙的堆积日益缩小淤浅，而以沼泽形态为主。其范围也仅余200公里，不及先秦之半。云梦大泽消失，解体为散落在江汉地区星罗棋布的中小湖群。
云梦泽的上述变迁，得到了现代科学调查研究结论的支持。2023年11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湿地演化与生态恢复湖北省重点实验室经过多年野外调查、钻孔采集分析研究，发现古云梦泽的“生命轨迹”并非一成不变。其形成、演化历时约2800年。在气候变化、长江河道变迁等因素的作用下，古云梦泽历经夏商时期兴盛、周秦汉时期淤浅、魏晋南北朝时期萎缩，最终在唐宋时期湮灭。
伴随着云梦泽的巨大变迁，同期江南鄂渚水域自山坡、贺胜桥、金口一线被拦腰截断为东西两个水系，西边水系汇由金口通江，东面汇泽统由樊口与长江相连。
马征麟在《长江图说》里论证，这块古代被称为鄂渚的水面，就是《禹贡》里记载的彭蠡。“彭蠡安在？曰：咸宁之东，武昌、大冶之西，通山之北，江夏之南，冈峦四匝。四山之外，长江如带，环其西北。而东三面，四山之间，无大水源，而湖泽以百计，周数百里，皆由武昌樊山一口为吐纳。”
东西梁子湖曾经为三江之南江的说法，在梁子湖周边地方史志里也能找到相关记载。乾隆《江夏县志》记载：“西梁子湖在县西南八十里，通蒲圻、嘉鱼、咸宁。中有山，曰釜山曰桂子曰静宝。皆深邃可游，春涨势方，大渔人十倍。东梁闯逆，弥漫民间，得附舟两湖者始能全活。东梁子出樊口，西梁子出金口，去港各九十里入江。”“东梁子湖在县东南九十里。省脉自兴国桃花尖来，数百折至贺胜桥则界水分焉。西则为西梁子，东则为东梁子。其水可通者兴国、大冶、武昌、江夏，凡州县四，凡岔九十有九，凡湖中之山九十有奇。其最胜者曰青山、梁子山、三山、石壁山、同山、月山、南莲山、北莲山、黄陵山，非筏非艇不可渡，水深鱼美林密，隐蔚其中。蟹簖渔榔，菱歌莲唱，鸥波澄碧，螺髻浮青。邑东南接壤绝胜地也。”乾隆《江夏县志》的记载，显然隐含着东、西梁子湖之间的历史联系，是历史上东、西梁子湖为一条渚水过道的另一种写照。
据《湖北水利志》记载，“长江中游阳逻至九江段河长250公里，河道比降只有千分之零点零二，是长江干流在湖北境内比降最小的河段。”也就是说，从三江口至湖口江段，长江河床上下游落差极小，江面极平、三面环山，是分泄江汉合流水势的不二选择。长江中游“江津南入数百里”的天然渚水汇泽，古称鄂渚。
长江中游三江口至樊口四十余里，上承江汉相会，下接“彭蠡”交汇，江平水阔、江流分泄。每年夏涨，江水缓慢东流，湖水一口而渚，汪洋一片。转到冬涸，宽阔的江面上又是州滩密布、沟壑纵横。因此，这里自古就是长江中游的关键隘口，历代兵家必争的古老战场，频频出现在先秦历史叙事之中。
如伍子胥弃楚奔吴，于芦洲求渡江上渔父。战国末年王翦蒙武大军灭楚，樊口合兵。汉末又因赤壁之战孙刘于此会师远近闻名。明末再经罗贯中《三国演义》生动演绎，“周瑜三江战曹操”“曹操三江调水军”更是家喻户晓。明万历《湖广总志》记载：“武昌，其江洋关隘曰三江口。地左通团风，右通七矶，三江合流，延袤广阔。”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此处形势极其险要：“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
今日梁子湖与斧头湖、西梁湖位置图
鄂州鄂钢工地出土的战国末期秦国铜扁茎剑（鄂州市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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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末年秦并六国的过程中，楚国虽然在秦国的强大攻势下节节失守，但从郢都被取到寿春城破，再到楚国灭亡，楚国整整坚持了55年。
这苦苦坚守的漫长过程中，楚之鄂邑何时为秦军攻取？鄂邑归秦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现存历史文献少见直接记载。需要对大量碎片化的有关文献记载进行梳理和拼接，从而索证鄂城为秦军攻取、鄂君封邑全部归秦的准确时间和基本过程。
在秦伐楚的大规模战争中，蒙武率秦军攻占楚国沿江十五邑、西陵、永安、邾城和东鄂，在今新洲、红安、麻城、黄冈、鄂州一线。王翦率秦军直捣楚都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在蕲南附近迫项燕自杀。之后，蒙武与王翦两路秦军于鄂渚“江沿”（今鄂州樊口）合兵，乘胜东下。此时为公元前223年。
1974年，在鄂州樊山南麓的鄂钢粉末车间基建工地，发现了一座战国末期古墓M49。此墓规模不大，随葬物品也不多，甚至有点简陋。但随葬物品中有一件战国时代秦国铜扁茎剑引起专家极大兴趣。此剑由身、柄两部分组成，柄较扁平，并在接近尾端有一个窟眼，为拴固木剑首之用（剑首已腐朽）。剑身长90.3厘米、宽3.1厘米，叶间起脊。剑前部有一个明显的束腰，剑尖锐利。专家判断，此剑应为战国末期秦国军队中高阶将领所使用的佩剑，此墓极有可能为战国末期秦灭楚大战中阵亡的秦将领之墓。樊口合兵期间，秦军将其在樊山就地安葬。樊山南麓发现的战国末期秦国铜扁茎剑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综合《史记》中《秦本记》《秦始皇本记》《楚世家》，以及《六国年表》《白起王翦列传》《蒙恬列传》等相关记载，战国末期鄂邑归秦的时间主线已清晰。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置秦之南郡。楚王被迫从郢都东撤，先后迁都于陈（今河南周口）、矩阳（今安徽太和县）。公元前241年，迁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
公元前224年，李信攻楚失败。王翦取代李信，与蒙武一起率军攻楚。公元前223年蒙武大军攻占楚国沿江十五邑，包括今新洲、红安、麻城、黄冈、鄂州等地。王翦率军攻占楚都寿春，虏楚王负刍，楚将项燕自杀。
公元前223年，蒙武与王翦大军合兵于鄂渚“江沿”之樊口，祝捷庆功，挥师东进。公元前222年5月，王翦大军取长沙、九江、会稽等邑并置郡，略定江南，宣告楚国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