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昕
秦置鄂县
秦鄂县领域示意图
明清武昌府地图（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鄂州在东周时期为鄂君封邑，地属封君，不可能成为直属国君的县。但鄂州历史上秦初置县，隶属南郡，在两千多年各种历史文献记载中清晰可考，没有任何争议。
西汉之初朝廷在南阳置西鄂县，说明东鄂鄂县置于南阳西鄂之前，秦朝就已经存在。虽然秦初置鄂县的历史全貌和具体变化现存文献记载不详，但对秦初置鄂县的一些主要标志，仍可以综合多方面的相关信息，梳理出基本的头绪。
考察秦初置鄂县地域范围，依据两条线索，可以分别勾画出基本轮廓，且两条线索分别勾画出的地域轮廓基本一致。
首先，从秦鄂县与周边秦初置县的地域关系，按照传统“山川形便”的分界原则，可以勾画出秦初置鄂县地域范围的轮廓。
秦鄂县北面，隔江与东北边邾县和西北边安陆县相望。鄂县东北边与邾县以大江为界，因江河分隔，历史上几无瓜葛。鄂县西北面是同属南郡的安陆县，秦以前也称沙羡，汉晋南北朝时期称江夏。西汉以前同样与鄂县以大江为界，时间和地域空间界线清晰而且标志明显。
在秦鄂县南边，鄂县与西南方向的长沙郡、东南方向的九江郡接壤，沿幕阜山脉分水岭的走向，隐隐约约形成与两郡所属县域的大致边界。
另一个勾画秦初置鄂县地域范围的依据，是秦鄂县屡次析分新置的后起州县，历代地方史志中的沿革记载。
康熙《武昌府志·沿革》记载：“武昌府，自周夷王时地属楚，楚熊渠封其子红为鄂王，始名鄂。春秋时谓之夏汭，秦属南郡。”秦时南郡在今鄂东南赣西北地区只有一个鄂县。换言之，明清武昌府属各州县基本上都属先秦鄂邑，秦初鄂县。
西汉初年，秦鄂县地域被一分为四。在保留中部鄂县的基础上，东部分出部分地域置下雉县，西部分出部分地域划入沙羡县，西南部分出部分地域划入下隽县。
康熙《武昌府志·沿革》记载：“江夏县，周夷王时楚子熊渠甚得江汉民和，乃封其中子红为鄂王，始名鄂。春秋时谓之夏汭，汭者水入之名，一曰水北也。秦分楚为四郡，江夏属南郡，汉高帝六年置江夏郡，治沙羡，今江夏县本汉沙羡地。”“与国州，州本秦南郡地，汉高帝六年析南郡更置江夏郡，统县十四，下雉属焉。”“崇阳县，旧属鄂州，汉属长沙下隽。”“通城县，春秋时鄂。属秦南郡，汉高帝六年分南郡置下隽县。”上述记载清晰反映了汉初将秦鄂县一分为四的格局，这是秦鄂县的第一次析分。
三国之初，孙权以鄂为都，改鄂县为武昌，并置武昌郡。同时，析鄂县（武昌县）部分地域置阳新县。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这是鄂县（武昌县）历史上第二次分拆。
西晋之初，朝廷析武昌县西南部置鄂县，武昌县与鄂县并存。不久，朝廷新置江州，武昌郡从荆州改属江州，武昌城初为江州治所。后分别从武昌郡析出柴桑、寻阳以为江州治所。两晋南北朝期间，武昌县在第三次被析分以后，其地域范围达到历史上最小。
隋初，武昌郡撤销，鄂、西陵两县并入武昌县。不久，朝廷又析武昌县西北部置城塘县。隋末城塘县废，其地域被一分为二，西部划入江夏县，东部划回武昌县。武昌县历史上的第四次合并分拆变化巨大，从此郡废县存，武昌县地位大不如前。
唐末五代时期，武昌县曾在南方割据政权统治下两度被分拆。先是伪吴时期在武昌县白雉山南置青山场院，析出武昌铜铁矿冶核心地区。南唐时期，再析武昌县南部三乡，合并青山场院置大冶县。
经过上述先后六轮析分，宋初武昌县地域仅存2000余平方公里。宋元明清近千年间，虽然仍有局部地域析出，但至清末武昌县地域面积仍保有1800余平方公里。
上述变化，鄂州周边地区地方史志均有相关记载。乾隆《江夏县志》序中关于沿革有如下表述：“县为古鄂地。其名江夏自隋始。周夷王时楚子熊渠立子红为鄂，始名鄂。秦曰鄂县，隶南郡。汉分鄂地置沙羡县，隶江夏郡。今嘉鱼、蒲圻（现名赤壁）皆古沙羡地，而江夏其所治也。孙吴赤乌中始于鄂渚筑城，取对岸名夏口，而沙羡之名以晦。晋武太康元年复立沙羡县隶武昌郡。”“邑县其境，前为鄂县，为沙羡，为汝南，鄂，并武昌沙羡。”潘志旧序云：“秦为鄂县，隶南郡。汉分鄂地置沙羡县，隶江夏郡。今嘉鱼、蒲圻皆古沙羡地。而江夏其所治也。”
可见，汉沙羡县江南地域秦属鄂县，汉初划属沙羡县。隋朝始名江夏县。隋唐五代时期，从江夏县中陆续析置嘉鱼、蒲圻（今赤壁）、咸安等县；其中部分地区与下隽地域合并，置为崇阳县、通城县。
总之，对于地处鄂东南、赣西北地区的秦代鄂县，从明清武昌府九县一州及赣西北部分县市的地方历史沿革记载中，同样可以综合勾画出清晰的历史地域轮廓。
樊山鄂城作为秦汉鄂县治所，在历代地理总志和古代湖广、湖北、武昌地方史志中多有明确记载。光绪《武昌县志》尽管强行将“鄂王城”地点由“武昌县西南二里”改为“（武昌县西南一百二十里）马迹乡”，但对秦汉鄂县治所也只是以“秦汉无可考”刻意回避。因此，秦汉鄂县治所在樊山鄂城，文献记载不存在任何歧义或争议。而樊山南麓战国末期古墓出土的秦国铜扁茎剑，也成为支撑秦代鄂县治所在樊山鄂城的重要考古依据。
秦统一以后，进一步严令拆毁原来各诸侯所筑城郭，拆除险要地区所建堡垒。鄂邑归秦之际，樊口合兵之时，樊山鄂城也毫无例外处在被“堕坏”之列。和大多数战国时期的区域政治中心一样，因战争破坏和人口迁徙，樊山鄂城的城郭最终也被完全“堕坏”。鄂县与秦初绝大多数郡县一样，在普遍无城可依的状况下，开始了新的县治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