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昕

灌婴筑城

鄂州“长江天下”工程区出土的陶井圈（鄂州市博物馆提供）

鄂州棉花公司J30发现的汉环首铁削刀（鄂州市博物馆提供）

　　秦朝仅存十多年即为汉所取代。西汉郡下设县，数量较秦代有较大幅度增加，但区域分布极不平衡。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汉代设县的密度比其他地区高不少。按现代各省统计，汉代在今山东省设县248个，今河北省设县199个，今河南省设县182个，今甘肃省设县96个，今陕西省设县90个，今山西省设县87个。以上几个省的设县数量达902个，占西汉设县总量的63.79%。汉代在今湖北境内所设县的数量，比现在少很多。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冬十月，在全国郡县治所普遍无城可守的情况下，刘邦“令天下县邑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邦手下大将灌婴，受命在鄂县筑城。

　　灌婴（？—公元前176年）是睢阳（今河南商丘）人。《汉书·灌婴传》记载：婴以御史大夫将军“下东城、历阳。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上述记载表明，鄂县是在灌婴破吴郡、定豫章、还定淮北前后所收得的。

　　灌婴在鄂县筑城距今2200多年。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实证，汉鄂城一定程度上得到后世吴都武昌城的建设性保护。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古城考古发现，如今我们可部分还原汉鄂城的城址、规模与功能，形成若干基本研究结论。

　　宋《舆地纪胜》载：“孙权故都城，元和郡县志云，在县东一里。本汉将灌婴所筑。晋陶侃为刺史理其地。”康熙《武昌府志》：“吴大城，水经注云，城东故城，汉将军灌婴所筑。陶侃为刺史理其地。又云，吴王故宫城前有御沟，后为天王庙。”清代《武昌县志》也有相同记述。

　　据以上记述，三国时，孙权在武昌西山东麓修筑吴王城，基址为汉将军灌婴所筑“鄂县故城”。城外有沟，内有宫殿，后有宗庙，基本格局符合汉代城池的主要特征。

　　20世纪80年代初，南京大学蒋赞初团队在《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获》中公布：“六朝武昌城系孙权于221年所建，故俗称‘吴王城’。由于在城址的最下层发现了汉代的文化层，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在汉代鄂城的基础上进行加固或扩建而成。”“古城北垣紧临大江，西起寿山，东迄另一高岗——窑山，是一片连绵的沿江丘陵地带，现为高出今江滩10米以上的断崖。在寿山至窑山之间的北垣已全部被江水冲毁，故江滩上散布有大量汉至六朝时期的绳纹板瓦、筒瓦、陶片和少数青瓷片，并发现了9处排列有序的井窖底部遗迹。这些井窖按东西方向有规律分布在今沿江一线，井距在2至5米之间，形状有方、圆两种，井的框圈有陶质、木质和藤质三种。其中，方井有大、小各一，大者边长可达3米；圆井有7口，直径均在1.5米左右。我们清理了圆井中的1座，发现有10余个完整的灰陶牛鼻耳罐，其器形与鄂城东汉中晚期墓中所出的同型罐相似。”上述考古结论表明，“吴都武昌城”始建于汉代是可信的。

　　1992年4月，文物考古部门在熊家巷旁一处工地中，发现3口古代废弃陶井。井口在地表下约2.6米，共由12节井圈层叠而成,有明显的手制痕迹。井内出土物有筒瓦、井圈残片、陶罐、陶钵等。考古部门判断，古井使用的时间为汉代，废弃的时间为孙吴初年，与文献所记载修筑武昌城的时间相吻合。熊家巷大体位于武昌城城壕西侧，而古井位于熊家巷西侧，处在西城壕的外护坡上。且井上部的填土层与夯筑武昌城城垣的土质相同，因此，井的废弃应是修建西护城壕所造成的。

　　2001年11月至2002年12月，考古部门在古城范围内原鄂城棉花公司发现多口汉代废弃古井，陆续发现了汉铁戟、汉铁矛、汉环首铁削刀、汉陶罐、汉陶高领双系罐、汉鹿角等多件汉代遗物。专家分析，此处应为汉鄂城内一处重要机构。

　　2006年3月，鄂州文物考古部门又在“长江天下”工程区发现18口古井，分布非常密集，开口于地表下2.5米左右，井口直径0.8—2.2米、井深4—12米不等，平面呈圆筒形和多边形。其形制非常丰富，有土井、陶井、木井、砖井等，年代涉及东汉、三国至六朝、北宋三个时期。该地段位于文献记载的“汉鄂县城”及吴都武昌城内中东部，说明此处密集分布的水井在汉、三国时期是连续使用的。

　　樊山东麓、长江之滨的鄂城，开创了樊山鄂城的临江时代，奠定了江南鄂城拥抱长江文明、走向更大历史舞台的重要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在目前吴都武昌城基址地下部分基本保存完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同时，上溯400多年的汉鄂城基址也得到了较好保护，这为研究西汉至六朝数百年间的早期鄂城历史，保存了极为珍贵的实证资源。

　　400多年的秦汉鄂县，是鄂州历史上有确切地域和人口记载的源头，也是鄂州历史上铜铁矿采掘和青铜冶铸、砖瓦烧制，以及青瓷制造、五谷桑麻种植、铁制农具使用等技术大突破、大提升、大进步的重要阶段，对于研究鄂州乃至整个鄂东南地区早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